第五百零七章法律精神
石薇从福田院回来，见到苏油桌上堆得高高的《宋刑统》，以及一边比《宋刑统》还高的《疏注》，说道：“那么可怜的女孩子，朝堂诸公就不能放过她？”
苏油耐心地解释道：“薇儿也太小瞧人了，放过她，那也得有法律依据。司马王公争持不下，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恺并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陛下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
“吕公等人的议论与介甫公一致，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又持异议，于是官家又命大家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难案。”
“从案件管辖上看，该案经过了州府、三司、两制、两府等众多司法机构和官员的大范围反覆讨论辩驳，恰恰体现了我朝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体制上的完善与观念上的重视。”
“人命至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至少到目前，大家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在内容上都紧扣律文，在程序上也是按照法司等级逐级上升，完全是就事论事，这也恰恰体现了这些大家对于朝廷律法的尊重与遵守。”
“这说明了我朝法制，已经发展到了比较规范完善和系统的程度，这是大好事，这样的讨论，只嫌少，不嫌多。”
说到这里苏油突然傻了，他想到了濮议。
自己热切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讨论当中，和当年濮议中的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有何区别？
后人只看到濮议时双方形成朝争，懈怠国事，只认为是荒谬无稽的事情，殊不知在宋人眼里，礼法之重，远大于阿云一案，热烈讨论争执，比阿云案还要理所当然。
想到这里苏油不由得哑然失笑，连濮议都开始予以理解，自己是真的越来越像当今宋人了。
石薇撇嘴道：“我不懂这些，但是俗话说得好，律法不外人情。阿云案中，难道就没有可原之处？”
苏油顿时醒悟，一下子跳了起来：“对呀！介甫公与君实公，在对律文明确规定的条文，关于阿云是否自首，是否符合所因之罪，是否可免的讨论中，也都是从各自论争的立场出发，未跳出就事论事的框子！大家都忘了，法律背后的精神！”
“其实在判案实践中，将非盗杀类的‘谋杀已伤’适用自首，并将自首作为量刑时减轻刑罚的情节，这无疑符合自首制度的本意的！是符合谨慎用刑的司法精神的！”
“哈哈哈哈，薇儿真不愧栩卫仙卿，妙道天成，这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知道奏章该怎么写了！”
当晚，苏油起草了自己关于此案看法的奏章。
首先，阿云这件案子，有无可减罪情节？很明显，有的。
其次，司马公，大理寺，所引法律是不是对的？很明显，对的。
而安石公的解释，很明显属于曲解条令，当然是有瑕疵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支持司马公反对介甫公。
此案之所以引来这么大的争议，原因就在于用现有法律条例来正确审判，对阿云来说，明显有失公允！
所以问题在哪里？很明显，问题的本质，在于目前的法律条文本身存在瑕疵！
瑕疵在哪里？
首先是司马公引用的“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这一条，明显不适用于阿云案！
韦大躺在那里让她杀，十几刀都没有杀死，不管是人的问题，还是凶器的问题，这说明因当事人在当时不存在杀人的行为能力！
其次，是“违律为婚”这条罪状，犯罪主体不明确。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无知，这条罪状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替她订婚的叔叔，而不该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应，反悔的目的也仅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说明了当事人的态度，她对于这桩婚姻，是抵触的！即使不能不作为“违律为婚”的犯罪主体，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体！这项罪名，不该油她来承担，或者说，不该全部由她承担！
第三，就是“谋杀已伤”后的自首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盗杀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盗窃罪，都能够赦免，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阿云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得到结论。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与韦大成婚，尤其在这婚姻还是不合法的情况下，其犯罪动机，明显轻于偷盗，其犯罪实施的结果，又是如此轻微。
因而纵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认为，阿云的自首，相较于盗杀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条件的！
这些其实都是法律条文的瑕疵，在阿云案这个用现有律令不能维系公平的特例里，该如何判决？
臣以为，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判决结果必须体现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够维护和引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而不能伤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护所有人的法定权利，倡导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是引导所有人从善弃恶的行为准则——无论如何，绝不是为惩治而惩治。
换个说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断案依据明晰的时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时候，需要坚定执行。
但是在律例无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数人认为公允的判决。
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也是皇命可以干预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时不应当干预司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请陛下维持大理寺根据现有法令的做出的判决，以维护皇宋法律的权威『性』，但是同时下达敕命，给阿云减罪，兼顾判决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事后定当根据此次案件，调整相关律令，明确其中的含糊之处，以使后来法司有所依凭，今后遇到此类案件，无需陛下的敕命即可做出正确判断。
这封奏章完全符合苏油的风格，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且眼界高过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巧妙地将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进行了区分和对立，以解决争议问题。
看似与政治立场毫不相关的讨论，但是朝中不少人精，立刻看出了司马王苏三人的不同。
这篇奏章，其实就是苏油的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说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激进派，他苏油，则不依附任何一方，是温和改良派！
四月，赵顼下诏，勉慰大理寺诸人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手诏许遵，对其坚持维护法律精神的作为予以肯定。
宣布大理寺判决有效，但同时敕命给阿云降罪二等，从绞刑减为编管。
要说苏油这封奏章有什么瑕疵瑕疵，就在于他说了这么一大通，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和赵顼站在了一起！
隐晦地指责王安石阿附圣意，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阿附圣意好不好！
不过与王安石纠结在法律条文中寻找理由相比，苏油的方式明显高出一筹。
如今台谏本身关于这件案子就分作了两派，加上唐铁头在台谏的巨大影响力，还有另一个台谏大佬司马光，没有从苏油的奏章里感觉到伤害，甚至隐隐觉得苏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驳斥了王安石和许遵的荒谬无稽，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加上这奏章给皇帝的『操』作赋予了一个高大上的解释。因此台谏这次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以理服人，大致便是如此了。
其实王安石本人也没觉得这封奏章有什么问题，因为苏油最后提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企图——变法！
不过王雱就非常气愤了，认定了苏油是『奸』滑之辈，陷其父于不义被动，抢了皇帝的好印象，在家中摔棋砸碗，表示此仇不共戴天。
苏油哪里在意这个，直接上了第二份奏章，趁热打铁，要求将此案判决写入宋刑统的《疏注》和皇帝的《敕编》，作为法律解释确定下来。
苏油还提议，在《疏注》中记录下此次讨论的来龙去脉，并且强调这是三司、两制、两府，台谏集体智慧的共同结晶，是大宋律法的可喜进步。
大佬们都觉得这个不居功自傲的小子很会来事儿，很谦虚，全不知苏油这是为了防止后患采取的措施。
野史里边，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之后，可是将阿云案翻案了的，说是多年以后，还将早已重新嫁人的阿云重新抓起来斩了首。
苏油虽然不信这个——一罪两罚，在大宋法理上本身就是说不通的，司马光作为保守派，既定条文的坚定拥趸，按理说不会如此行事。
但是既然有这个传说，后患就不得不防。
一通稀泥好歹糊弄了过去。
然而事情又来了，有诏：“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上，各举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人。”
在苏油这里想都不用想，如今他夹袋里的武人多的是，不过因为都太年轻，所以他一个没有推举。
只选了两个与他关系一点都不密切的人——刘昌祚，高永能。
刘昌祚与苏油有一面之缘，其人气雄貌伟，精通兵法，尤善骑『射』，有百步穿杨之能。
父亲刘贺在定川之战中牺牲，刘昌祚得以父勋被朝廷录为右班殿直主，后迁为西路都巡检，如今已经四十六了，正在族兄苏颂的使辽团队里边带警卫连。
高永能苏油更是见都没有见过，此人都已经五十五了，还是种谔的手下，毫不知名。
种谔保卫绥州之战，高永能带军六千为前锋，五战五胜，事后不但没有得到一丝奖赏，还差点被陆转运使砍头。
种谔被编管的时候也跟着倒霉下狱，还是苏油去信韩琦，一力保住的。
种谔就算再高傲，如今也终于老实了，或者说，对别的文官不知道，但是对于种家几兄弟都有大恩的苏油，算是彻底服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