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
她慢吞吞地回答道：
“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
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
“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
阿莉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
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
医生问道：
“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
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
“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
有哪些表现？
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
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
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
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
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
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阿莉尔只是说：
“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
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
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
“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阿莉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
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
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
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阿莉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
“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阿莉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
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
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
“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阿莉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
但她忽然想开了。
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
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
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
“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阿莉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
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
阿莉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
她母亲在阿莉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
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
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阿莉尔的父亲，更不用说阿莉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她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
她不会听从命令。
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阿莉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
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阿莉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
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
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阿莉尔大十岁。
她的目光十分亲切。
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阿莉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
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阿莉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阿莉尔回忆道：
“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
阿莉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阿莉尔接着道：
“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阿莉尔接着说下去。
“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阿莉尔接着道：
“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画说明。他在讲，我在画他所讲的野兽。画得真生动。我当时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笔在厚画纸上画出牧师所讲的东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觉得怎样？”威尔伯医生打断她的话。
“你已经告诉我别人对你是怎么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呢？”
阿莉尔简略地谈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如食欲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寸而体重只有79磅。
还有慢性鼻窦炎和视力极差。
“我有时觉得好象透过隧道看东西似的。”
她停了停又补充道：
“我的身体根本不好，但人家说我健康得很。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医生想知道。
不，她记不得。
小时候做过恶梦，但也记不起来了。
医生要她谈谈自己的感情，阿莉尔就发呆了。
但医生坚持要她谈。
阿莉尔所讲的只引起医生这样一段话：
“你还要到这儿来。你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
对于这一点，威尔伯医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响阿莉尔并不容易。
阿莉尔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谙世故。
阿莉尔真诚地愿意再来，但她在外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长谈的话，是不可能再来就诊的了。
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继续与医生合作，是可以好起来的。
她对医生讲得是否太多了？
电梯自六楼迅速下降时，阿莉尔在考虑这个问题。
但她明白：她不敢说的事并不曾出口。
走出大厦，来到八月的阳光下面时，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把自己应说和能说出来的个人情况告诉威尔伯医生，永远不会。
阿莉尔没有发生什么波折，便第二次来到威尔伯的诊所。
等她步出大厦时，忽然想起母亲还在邻近的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她哩。
海蒂·多塞特由于不能陪女儿去见医生而灰心丧气，竟把女儿一直送到大厦的电梯边。
“我在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你，”
海蒂在电梯门口嘱咐道。这是历来如此的相互依存关系：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阿莉尔迈着缓慢的步伐，顺从地走进布兰代斯百货公司，一眼就看到母亲瘦瘦的身材、高傲的仪态和满头的白发。
母亲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提起过我吗？”
虽然是询问，可带着查问的口气。
“她什么也没有说，”阿莉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亲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阿莉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亲同意道，
“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阿莉尔和母亲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
阿莉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亲问道。
“是个剧本，”阿莉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阿莉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
看完以后，她评论道：
“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哈珀·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
他很勉强同意阿莉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阿莉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
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
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
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阿莉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
“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
“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
“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
也从来不象阿莉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
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阿莉尔。
“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
“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
“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阿莉尔希望自己能办到。
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阿莉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亲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亲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
“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阿莉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
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
她哪家教堂也不去。
总而言之，阿莉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
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
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
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
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
阿莉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
可是，阿莉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
“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阿莉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
“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阿莉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
阿莉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
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阿莉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
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
“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
“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反而都说她有了显着好转。
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
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
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
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
阿莉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
阿莉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阿莉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
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
阿莉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