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前次的挫折并未让同盟会诸人打消念头，而广州倪映典之乱，顺便清洗了新军一番后，误以为万事大吉，亦放松了有关的缉拿。
香港跑马地35号这个地方虽然很不起眼，但却是同盟会总机关——统筹部，所有的指挥中枢和秘密机关均云集于此。
在统筹部里担任部长的是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黄兴虽然对在广东发动起义持怀疑态度，但经不起孙中山的一再鼓动再考虑到同盟会上下团结的需要，便转而表示同意，宋教仁虽然是文人出身，不谙军事，但对于组织调度颇有心得。在两人的筹划之下，各项事物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准备工作：500名同盟会会员从日本、南洋、国内等涌来，然后由统筹部利用各种各样的名义，输送到广州秘密机关报到；日本黑龙会方面运输而来的枪支弹药，亦由统筹部安排可靠方式偷运入广州；倪映典起事失败后，逃亡香港的官兵亦得到了统筹部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免他们为生计发愁。港英当局根本没料到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居然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当然，光靠宋教仁一人，即便他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担任调度课课长的陈炯明在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陈炯明时年刚刚三十有二，幼时是乡里出了名的顽童，但由于家道中衰，后来的成长颇为艰辛，所幸天资聪颖。20时便考中了秀才，27岁时又考入了广东法政堂。
在法政学堂求学期间，陈结识了在那里任教地朱执信、古应芬，并且与同学邹鲁交往甚密，这三人此时都已是或明或暗的同盟会员，因此对陈炯明影响颇大，此时的陈炯明虽然仍没有加入同盟会，但政治立场和思想抱负已经转而对革命持赞同态度。毕业之后。由于陈在当地颇有声名。又能言善辩。一举被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到了此时，陈炯明为同盟会诸人所重视，在他30岁生日前夕发展为同盟会会当时同盟会成员唯一一个在议局担任议员的成员。邹鲁因为和他是同学，便一直负责同盟会与陈炯明的单线联系。
由于陈炯明的公开身份极为有利，黄兴便委托陈炯明创办《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报上文章，除小部分是陈炯明所写外，其余大多数是宋教仁等人的大作，但由于宋教仁姓名比较敏感，在报章署名时。几乎所有同盟会成员的文章都署名为陈炯明。
这样一来。陈炯明地大名更盛，加入同盟会还不到2，已成为党内地后起之秀。地位扶摇直上，堪比当日地汪精卫。《可报》在陈炯明的创办下，不仅成为革命派思想传播的舆论阵地，还成为革命派传递信息的有效途径，每次陈炯明都会安排密码本，通过独特的解读方式，在报纸的文章中隐含暴动的组织信息，通过这个途径。同盟会不仅牢牢掌握了起义地进程，而且还方便地进行传递和沟通，相关策反亦卓有成效。在同盟会诸位大佬的心目中，陈炯明是值得信赖与依靠的“优秀分子”。
按陈炯明的建议，为了让革命党的敢死队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40多个秘密机关。这些机关通过单线与胡汉民、统筹部发生联系，彼此间却不发生关系，虽然信息传递的效果差了点，却十分安全，能够避免一个机关被破获，所有机关都被牵连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内政部安插在广州城地探子一直都没有发觉异常情况，只把同盟会诸人地云集看作是广州城商业发展的必然后果。
军械的偷运同样采用了障眼法，这些假托商业设立地秘密机关开设了不少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往往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而枪支同样藏匿在从南洋进口的木料中，数十支粗大的木材中夹杂着一捆枪支，丝毫不引人注意，即便要查，木材沉重异常，要想搬动十分困难。内政部虽然也接到数起报告，但一查之下大都不了了之。兼之珠江口本身走私行为极多，很多走私行为背后都有洋商的影子，内政部也好，当地的海关监察也好，都没有如此魄力彻查。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革命党通过这种老鼠偷运的方式，将人员物资纷纷运进广州城，就等端午节发难的那一天。
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不惟香港的统筹部异常满意，就是黑龙会和隐匿在日本的孙文都期盼着端午节的大手笔。京师里的伊藤和川岛受到鼓舞，忙不迭地加紧了行动的步骤。维新三年的春季，表面上看一片风平浪静，各省的治安都较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就在眼皮底下，一场狂飙突进的暴动已在悄然酝酿。广州城的官吏更是不知道自己已坐在了火山口上。
在这场盲人骑瞎马的危机中，唯有一人的头脑比较清醒——这便是镇压了倪映典叛乱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是广东的风云人物，素来查捕革命党最为凶悍，同盟会诸人亦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欲除之而后快。但李为人极为谨慎，计谋又多，运且更好，革命党前后近10次刺杀，无一次成功，刺杀之人反而悉数毙命。在当时的同盟会内部，被黄兴等称之为第一号敌人，在传统的辛亥革命史中，李亦被描绘为“反革命急先锋”、“革命派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
但同是这位老兄，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亦不含糊。当时英国曾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外务部虽然屡。但英方仗着“坚船利炮”一直置若罔闻。维新元官兵170人，乘“伏波”、“琛航”二航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座，并逐一命名，勒石于珊瑚石上，大书“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升黄龙帝国旗并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回广州后。李准着《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并奏请朝廷开发西沙。
后来李准又巡航东沙群岛，发现日人私自侵入东沙岛，开采鸟粪，捕捞海产，并修筑码头、轨道、厂房等，隐然有长久占据之势，他便径向日本领事抗议。日人乃退出东沙岛。稍后，李准再巡西沙，勘查岛礁，凿井造屋，并协助定居渔民放养家畜、捕捞海产以示固守岛屿海疆之决心。李准当时在水师提督府亲自举办了一个南海诸岛展览会，展出巡海照片、地图、及南海珍贵海产等，堪称近代中国第一次严肃意义上的海防教育活动。这等功绩，比我们今日保钓不啻于强上百倍？
但李准地功劳一直要到红朝1974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予以认可。用李准勘察西沙的种种历史遗档来证明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将西沙群岛中一个小岛用李准名字命名。
当然在革命派眼中，维护这些“尔小岛”的国家权益之事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只知道千方百计置李准于死地。从马来亚归来的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痛感于“同志为李贼戕害”，决定暗杀李准为同志们报仇。
418，李准等一干军界要人从督张鸣歧的总督府开完会后陆续返回寓所。李准的寓所与时任广州副都统孚琦的寓所在同一方向，故而两人开完会后一同前行。由于广东身处是非之地，暗杀较多，两人随身均有数十人的亲卫队贴身保护而行。
李准骑着一匹黄马，本来被卫士们簇拥在队伍当中，有说有笑地与琦并辔行走。但走到半路，李准突然感觉眼皮跳了好几下，似有要事发生，但又说不上是什么大事。按说平常人遇到这么点心神不定，必然付之一笑，不以为意，但李准在多次刺杀余生之时，早已练就了一副敏感地神经，既然觉得气氛不对，脚底下地步子就有了踌躇。
但不对归不对，街面上望过去并无别地异常，而且两人都有几十人的卫队保护，若是连一点点神经质都要拿出来计较一番，李准也丢不起这个脸。于是，他急中生智，换上一副愁眉苦脸的眼神，走了两步，用手捂着肚子说：“唉呦，肚子突然疼得厉害，大概吃坏了，要赶紧去方便一下。”
若是碰到熟人搭话李准停下来说不定孚琦也会在一旁聊几句天，但现在对方既然肚子不舒服要找地方“疏通”，他就不方便等了，便道：“要不赶紧送你去看医生？”
“不敢劳大人大驾，只先去方便一番。”
“那你老哥保重，我先行一步。”
“好好，抱歉，抱歉。”李准一边致歉，一边朝着有厕所的地方奔去，回头用眼一瞥孚琦，对方便在卫士的簇拥之下先走了。
那晓得走出了不到200，温生才忽地从巷子里冲了出来，他见孚琦骑着高头大马，又有卫士簇拥，心道必是李准无疑，二话不说，掏出手枪便是“啪啪”两枪，孚琦在马上一阵摇晃，终于栽倒下来毙命了。
到了这个时候，卫士们才从目瞪口呆中清醒过来，一拥而上，将温生才拿下。此时李准正好装模作样方便出来，听到枪声便知道大事不好，一问才知道刺客的目标是冲着自己而来，这一番算是又侥幸渡过。
温生才一死，《可报》便刊登了事情经过，并对刺杀孚琦之举公开表示赞扬。督本来对《可报》就很感冒，但因为是咨议局议员所办，平日苦于没有把柄而奈何不得。现在逮住机会，便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为名目，勒令《可报》永远停版，同时在广州城搜捕“刺客余党”。
这个时候，广州城满街都已经是刺客余党了，探子再不中用，多少也能探出消息。广州城谣言四起，几乎所有的证据、证言都说革命党人要在端午节举事，张鸣岐闻言大惊。急忙命令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
陈炯明、胡汉民闻讯大惊，认为在广州城已有戒备地情况下，举事应该慎重考虑，坚决主张缓期——实际上是打算取消行动。但参与同盟会敢死队的林时佺等人却坚决反对，要求提前发动。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并拍电报给孙中山：“省城疫发，儿女勿归家。”暗示广州行动有可能推迟。
但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表示：“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的经历，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事到临头还要一缓再缓，怎不令人丧气？倘若缓期之后情况不利而不能再行发动，岂不成了骗局，更坐实了‘空头革命’攻击，堵塞了今后革命之路？再说，巡警现在已经挨家挨户在搜查户口，这么多革命同志和有关军械岌岌可危，难道就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干也是个死，不干也多半是个死，为什么要退缩呢？倒不如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激励后来者。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只有迅即发动的布置，万无缓期之理！请三思！”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第三次机遇 第三卷 第八十五章 事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