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学之真理，以遗体供牺牲，利人利世，先觉先知，大哉！白校长乃是吾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汤尔和当即盛赞。
记者们也纷纷举手提问，“白校长，您说的是真的么？您真的打算把自己的遗体捐赠？这些也可以发表在报纸上么？”
“我这次还特意请来了律师。”沈隆叫过一名京城有名的律师，让他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合同，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式两份，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则交到了汤尔和的手中，“这份合同将保存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档案室里，在我离世之后，学校将拿着这份合同来取我的遗体。”
“白校长，您这么做，置自己的孩子于何地？连父亲的遗体尚不能保，此乃大大的不孝啊！”当然也不是没人反对，一位还留着辫子的医者大声问道。
“这是我的主张，却和他们无关！若是以某区区残躯，能让更多学生的医术有所进步，能救治更多病患，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比埋在地下任由腐烂要好得多！”这个就别担心了吧？等我要挂的时候，绝对能混到必须要火化的级别，那还用担心这个啊。
“刘处长，白校长这种举动合乎法律规定么？民国政府对白校长的举动如何看待？”记者们又转而询问起在场的政府官员来。
“额，这个……这个么！”那位刘处长顿时感到一阵儿头大，这么难的问题问我干嘛？这是我能随便表态的么？他只好用囫囵话应付过去。
在场的老师还有犹豫，毕竟保尸体下葬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尽管有人有所心动却也难于马上下定决心，但学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正是十八九二十出头正冲动的年龄，听到沈隆这般说顿时激动不已。
于是马上有人站出来表示支持，“校长，我也愿意把我的遗体捐给学校！律师先生，能否帮我起草一份合同，我马上签署！”
“也算我一个吧！多帮我起草一份合同！”响应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律师露出为难的神色，看向沈隆，帮沈隆起草这份合同他已经承受很大压力了，沈隆还好些，他毕竟是能自己当家做主的成年人，这些学生要是签了，日后家长打上门来可怎么办？
沈隆抬手让他们暂且安静下来，然后说道，“众学子的奉献之心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捐献遗体兹事体大，切不可仓促做出决定！再者说了，诸位都还年轻，距离需要捐赠遗体的时间起码还有三五十年，何必这么着急呢？”
哎，如果正常情况下，他们的人生道路的确还非常漫长，只是如今时局动荡，将来还有无数劫难落到中华民族身上，在场的这些学生又有多少人能寿终正寝呢？
学生们暂时被沈隆安抚住了，到场的来宾也纷纷告辞离开，记者们忙着回去发新闻，官员们回去讨论今天的事情到底该如何处理，医生们也得回去消化今天的收获，沈隆也没有留他们吃饭的意思。
一是请这么多人吃饭可是要花不少钱的，还不如把这笔钱留在更有用的地方；二来么，沈隆估计刚看过解剖的他们怕是也没啥吃饭的胃口，所以就没提。
第二天，《大公报》等主要报纸就报道了这次的解剖公开课，并浓墨重笔地描述了沈隆宣布捐赠自己遗体的举动，他们把合同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
沈隆因此也成了中国第一位捐赠自己遗体的人，比原历史提前了二十年，而在原历史中，近代中国第一个立下遗嘱，志愿病理解剖的人是余子维。
余子维早年是个中医大夫，后来“每觉旧医理论支离，缺乏科学之根据，遂决心学习新医”，于是东渡东瀛留学，在东京慈惠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并结识了孙中山、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立志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
归国后余子维先后创办了江西军医学校、永嘉县儿女卫生学院，矢志不渝地推行医学教育。
1932年5月，长期困扰余子维的胃病再次大发作，开始考虑安排后事，他与亲朋好友商议预作遗嘱，并叮嘱他的孩子余继敏，“吾死后必须实行病理解剖，以遂吾志，汝切记之！”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实行解剖，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志愿病理解剖同意书，对中国医学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1933年2月24日凌晨，余子维离世，当天下午，他的遗体就在温州大南医院施行了解剖，肝胃病脏做成病理标本，赠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做学术研究之用。
这件事在医界和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余云岫盛赞余子维“吾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翌年，国医师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通过《请会表彰余子维先生以奖励病理解剖案》，决议将余氏遗体解剖之日作为病理解剖有志会纪念日，并将《医事汇刊》1935年第四期命名为《余子维先生纪念专刊》加以纪念。
颜福庆为专刊题词“以身作则”，名医金鸣宇题词“求科学之真理，以遗体供牺牲，利人利世，先觉先知。大哉！先生精神不死”，他们均对余氏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
受余子维志愿精神的感召，医界人士不时追随效仿，国民政府军医官金守钦在弥留之际，嘱以遗体解剖，骨骼为标本……将尸体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解剖；中医师叶古红于死前三日，曾手书遗嘱，请两友证明，赠中央医院解剖，供球学术之牺牲，于逝世第二日，由中央医院检验主任康熙荣大夫在该院施行解剖……
其后还有汪企孙、谷镜汧等人捐赠遗体，供解剖科研使用，只是由于传统的原因，就算到了后世，愿意捐赠遗体的人也都不多，沈隆希望自己的这一举动能让这样的人变得多起来，那他也没白辛苦这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