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一战，是晚清帝国对欧洲列强绝无仅有的大胜仗，大大鼓舞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斗志和自豪感。各国驻华公使，除了法国公使以外，纷纷对李鸿章表示祝贺。大清国海关总长、英国人赫德还亲自跑到天津拍李鸿章的马屁，道：“自此以后，中国在外交场中，将不再被认为‘不足道’了。”
中法一战，李鸿章也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李经述趁机建议李鸿章上奏朝廷，在台湾设置行省，让刘铭传任首任巡抚，慈禧太后准奏。李经述还因战功，封为武功将军，成为从二品武官，李鸿章让李经述回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谢恩。李经述便让黄仕林率淮军回了朝鲜和袁世凯会合，自己和苏小芸和苏小玉这对双胞胎姐妹，先回了天津见李鸿章。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战死两三千人，消息传至巴黎，早就对中法战争不满的数千法国民众，还有士兵家属，举行集会游行，冲到法国国民议会所在的波旁宫，在门前高呼：“费茹理下台！费茹理下台！”
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后，普遍把国民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那些政客们挑起战争，却最怕死人，士兵家属随时可以到议会和王宫附近随便游行示威，表达民众的诉求与愤怒，这叫集会自由，这是一国公民所享有由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在当时的大清国，是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民众集会便是聚众滋事，严重的可算造反，按照大清律例，是可被抓起来杀头的。
当时，聚集在波旁宫前的法国民众越来越多，达到了五六万人，到了晚上，还没有散去。法兰西议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理费茹理被要求到国会接受议员公开质询，有一些民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旁听。
质询制度指在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针对内阁的施政方针、施政报告或其他重要事项，可以向内阁总理或者内阁部长提出质问或疑问，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弹劾内阁总理和部长高官，成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最重要权力。法国总理费茹理对这次质询会相当重视，他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打好领结，再次在议会向法国议员们发表了演说：“先生们，这次法兰西战败，都是因为军费不够，我请求各位议员立刻向在越南的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补充军火，全面向清国宣战！法兰西必须彻底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
“费茹理，你任命的法军将领，孤拔和波里也，为什么一死一伤？为什么法军面对装备落后的清军，会死伤那么多人？”法国君党议员喀萨尼亚克站起来大声质问法国总理费茹理，然后道：“你的内阁，都应该下台，你们要对国民负责！
议员柏林也说：“费茹理，你应该滚回老家去！”
其他法兰西议员，也纷纷站起来谴责费茹理，有的还脱了臭皮鞋，就往费茹理头上扔。法兰西议会里吵吵闹闹，乱成一团。最后，法国议会以306对149票对费茹里内阁投了不信任票，法国总理费茹里宣布引咎辞职，费茹里内阁倒台。
但是，法国国内舆论一片要向大清国全面开战之声，当晚法国议会通过了费茹里提出的向法国在越军队追加五千万法郎军费的提议。当时，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从法国报纸上看到了法国议会的决议，赶紧发电报回国，电请清政府议和，曾纪泽发电报给总理衙门道：“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和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
曾纪泽光绪四年奉命出使英、法，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大臣，在光绪七年他通过反复与沙俄政府周旋，终于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受到当时世人的交口称赞。在中法战争初期，曾纪泽也是主战派，为何镇南关大捷后他反而积极主张议和？
身为驻法公使，曾纪泽在法国多年，对法国的军事工业、造船技术很熟悉，他明白法国当时毕竟是工业强国，中国可以一战打败法国，也可能再战打败法国，但绝不可能三战还打败法国！曾纪泽“主战”，刚开始时看到法国政局比较混乱，是为后来的“和”服务的，而“主战”是示人以实力，未必启衅，他与张佩纶等人的主战不同。
曾纪泽在发回国的电报中还说，法国内阁总理不像中国皇帝，内阁倒台就是屁大点的事，马上就会有新内阁上台，甚至政府关门都没啥问题，这是很多国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打赢之后，赶紧议和，两国都有面子，可以借镇南关、谅山大捷的筹码，在外交谈判中压止对方讨价还价的无厌索求，实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
曾纪泽这封适当时机议和的电报，是曾纪泽对中法两*事实力进行对比，权衡战争双方利弊后提出的明智之举，也正合李鸿章的心意。因为这一战，作为统筹全局的李鸿章，几乎把淮军的老本都赌上了，镇南关大捷，还有运气的成分，这仗不能再打了，也没钱再打了。打仗是要烧钱的，这是那些主战的清流们永远不会考虑的问题。中法开战，中国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汇丰银行等洋行借外债共计七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这还是直接用于军费的数目，如果算上淮军伤亡要发的抚恤金和损失的战舰船厂，大清国耗不起了。
于是，协助醇亲王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李鸿章，准备将驻法公使曾纪泽的电报上报给慈禧太后，交由朝廷的军机处议处。
李经述知道在历史教科书中，中法这一战，被说成是“中国不败而败”，被当成当时清廷*无能的又一罪证，李鸿章和曾纪泽也因此背上汉奸的黑锅，便劝李鸿章说：“中国战胜法国，如果此时议和，父亲大人恐怕会被国人骂为汉奸，或者卖国贼！”
李鸿章先是一惊，后微微一笑，道：“世上有很多事，都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那些主战派要打，拿什么打？向洋人借的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还只是直接用于军费的数目。别人说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总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吧。朝廷好比是一座山庙，老夫就是庙里撞钟的老和尚呀，在庙里一天，就得撞一天钟，凡事但求无愧己心。”
李鸿章便把曾纪泽的电报附在奏章中，上奏军机处，军机处报告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马上召集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五位军机大臣商议此事。大清国和法国开战，慈禧太后在佛堂里烧了几十注高香，整天提心吊胆，好怕法国人又打到北京城来，此时看了曾纪泽的电报，还有李鸿章向洋行借款一千二百六十万两白银的奏章，主意已定，不管阎敬铭等人如何请求继续和法国人打，坚持已见，让光绪皇帝下了一道上谕，让冯子材等将领从越南撤军，而且在圣旨最后特别声明，“停战撤兵，此事关系重大，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
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当时，越南战场形势一片大好，冯子材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攻占河内，接到圣旨，前线将士也痛心疾首，不愿撤兵。冯子材便上书请战，请朝廷杀议和者以谢国人！
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左宗棠，骑马一路从南京狂奔赶回京城，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上奏章，在朝堂上大声疾呼：“停战则可，撤兵则万万不可”。
慈禧太后心想，自己养老的颐和园还没钱修呢，不愿意再花钱打仗了，主意已定，便驳回左宗棠的请求。偏偏左宗棠，年过七十了，还是那臭牛脾气，不敢骂慈禧太后，便把气撒在将曾纪泽电报上奏的李鸿章身上，在朝堂上公开指责李鸿章是“软骨头”，批评李鸿章和法国人议和“有伤国体”，碰到大臣便拉过来，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大谈自己的高见：“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才刚过六十岁，他正准备挽起袖子在洋务上大展拳脚，对左宗棠的恶意攻击很恼怒。恼怒之余，李鸿章开始反击，先是一刀砍断了左宗棠的左膀——湘军大将王德榜。李鸿章以王德榜的“定边军”在越南溃逃为由，完全无视他在镇南关大捷中的重大作用，解除了王德榜的军权。这件事，也充分说明，在*官僚体制的大环境中，跟对领导有多重要，一旦大老虎要被打，先死伤的，是跟着大老虎的小老虎；小老虎一旦倒霉，跟在小老虎屁股后面的苍蝇也在劫难逃！
当时，清流派也大造舆论，让李鸿章背黑锅，将李鸿章与法国议和贴上“投降”、“卖国”的标签。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学生孙文，这时已经十九岁，他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气愤，在宿舍对他的同学道：“打赢了也议和，打败了也议和，满清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呀！总有一天，我会把满洲鞑虏都赶出中国。”他的同学们于是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就是说他爱吹牛的意思。
李经述意识到，要改变中华民族受尽列强欺侮凌辱的命运，非推翻清朝统治不可，不过在时机成熟之前，他还要在体制内历练自己，积攒足够的力量，也得维护李鸿章。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多对李鸿章不利，他便去《华报》的报馆找容雪，想把议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华报》上刊登，用真相引导国内民众理性看待中国与法国议和这件事。
当时，李经述和容雪已经有一段时间未见。容雪也长成十*岁的大姑娘家了。不过在报馆的大堂见到李经述，容雪还是很兴奋，笑颜如绽放的水仙，像一个小姑娘，扑到李经述的怀里，和他行西洋的贴面礼，道：“好久不见，都想你了！”
李经述头一次遇到漂亮姑娘这么主动热情，扑到自己怀里，还说想自己，心里高兴。他们都留过洋，对这种亲昵的礼节，没当回事，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这举动实在是太放得开了。
苏小芸脸都红了，而妹妹苏小玉则咳嗽了两声，对李经述道：“李公子，大庭广众之下，你注意点影响吧，这里很多人呢，我们也在看着呢。”
容雪这时才注意到李经述身后跟着两位漂亮姑娘，她们虽然一身男儿打扮，但看得出来，她们是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家，脸色一沉，问李经述道：“这两位姑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