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舰队在进攻虚弱的土耳其时，竟然损失了四五艘战舰，伤亡一千多名海军，这消息传到了英国战争委员会，英国内阁哗然。英国陆军大元帅基钦纳本来就怀疑丘吉尔的海军能单独拿下君士坦丁堡，这时便嘲笑他说：“丘吉尔，到现在你还坚持不要陆军的帮助？现在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我们应该派陆军攻下君士坦丁堡。”
丘吉尔这时也接到了英法舰队代理司令德罗贝克的电报，要求英国陆军支援。但狂傲的丘吉尔并不认输，他咬着一把楠木烟斗，坚持海军重返战场，马上回去攻击君士坦丁堡，他估计土耳其军队的炮弹和水雷不足了。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整个达达尼尔海峡战区，土耳其人只剩不到30枚穿甲弹，水雷也用尽了，土耳其首相恩维尔甚至已经做好了搬家的准备。
但是，面对这次惨败，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元帅基钦纳已经不再信任丘吉尔的判断了。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对首相阿斯奎斯说：“我想，我们不能再支持一个连前方舰队司令都觉得难以执行的莽撞进攻计划，否则我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丘吉尔，如果你坚持要海军作战的话，我建议海陆同时进攻。看你们谁能先拿下君士坦丁堡。如果再失败，我们自由党就会被反对派的唾骂淹死，我们这一届内阁就要下台了！”首相阿斯奎斯说。
于是，参会的五位英国战争委员会委员商定，改变原来的大海战计划，派陆军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将海军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钦纳勋爵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将军，被挑选来指挥英国陆军，重点从陆地上攻进土耳其。
丘吉尔很生气，他认为从陆地上攻击君士坦丁堡这座中世纪的建城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英国战争委员会以四票对一票的举手表决，通过了这个决议，丘吉尔一个人投反对票也用。
英国战争委员会没有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汉密尔顿只接到了粗略的指示，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几乎全部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1909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在哪里登陆，汉密尔顿将军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对此地一点也不了解，他找了一本土耳其陆军的训练手册、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还有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就匆忙离开了伦敦，到前线赴任。
汉密尔顿率领的军队，一共约有八万士兵，主要是从殖民地调来的澳大利亚军队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印度人部队。兵力和德国冯·桑德斯指挥的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差不多。但是，汉密尔顿将军仓促受命，他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淡水都不知道，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桶、汽油桶、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带足淡水，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海岛会缺淡水。而且，这支部队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厂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几乎没有公路，英国远征军只得征用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用驴车作交通运输之用。而土耳其的军队，在英法舰队撤退后有48天喘息时间。
汉密尔顿率领约八万陆军杀向土耳其，集结待运地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这支协约国的舰队从那里启程去加利西亚半岛，这给了德国冯·桑德斯将军充足的备战时间，土耳其星月旗下的海岸炮台，旧炮已换成德制的新克虏伯大炮，大战前德国资助土耳其的步枪等陆军装备也派上了用场。
英国汉密尔顿按照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的建议，把登陆地点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八万协约国的远征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法国的军团，在加里波利亚洲海岸南端的库姆·卡莱登陆，这是一次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第二路大军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团，规模最大，登陆地点选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爱琴海岸一片可视性良好的海滩，其后是一块平坦地带叫格巴土丘的地方。第三路大军登陆点选在了赫尔海角，这里是加利西亚半岛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达达尼尔海峡。
协约国八万远征军的第一路大军登陆后，就遭遇一场恶战。德国冯·桑德斯将军猜出了这个登陆点，他早在离库姆·卡莱不远的地方，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因为此地处于战舰火力范围之内，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只是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法军在这里和土耳其守军激战了一天，就回到军舰上，开赴赫尔海角和英军会合。
赫尔海角才是汉密尔顿陆军选择的登陆重点，他在赫勒海角的海滩上安排了五处登陆点。这大大出乎了桑德斯的意料。桑德斯本来以为，英军的目标是靠近君士坦丁堡的马尔马拉海，所以最有可能选择离此目标最近的地方登陆。如果在英国的军队在布莱登陆成功，就等于到了马尔马拉海，而且还能切断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部队与在北面的军事基地的联系，这样登陆才合乎常理。桑德斯判断汉密尔顿很有可能把大部分远征军送到布莱，所以他把土耳其最精锐的两个师兵力布置在了布莱，并把他的指挥部设置在这。
但桑德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英国的汉密尔顿将军此前对加利西亚半岛一无所知，他根本就不知道布莱是最佳登陆地点。英军在赫勒海角登陆时。兵力远超过土耳其兵力，达到6:1，在5个登陆点中，只有两处遇到凶猛抵抗。在其中的一个登陆点，亨特·韦斯顿率领的二十九师军登陆后发现，他们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英国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的克虏伯重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进水里，英军落水了，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海水像透明的水晶一样，但海水很深，英军很多人不会游泳，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沉入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亨特·韦斯顿的军队伤亡惨重，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还遇到了铁丝网障碍。但英军最终依靠火力优势和人力优势，控制了这个登陆点。此后，他们原地坐下来休息，等待上级命令。
在其余3个未遇到抵抗的登陆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荒谬事情。英军本可以轻松地向内陆进发，占领前面的制高点，甚至有时间可以迂回到土耳其守卫的背后发动攻击。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上岸后该做什么。于是英军在登陆点等待，毫无目标地等待，浪费了宝贵的机会。
在3个登陆未受到抵抗的英国部队中，有一支英军部队在悠闲了一整天后，才在夜晚与赶来的土耳其部队相遇，双方战斗了一夜，英国人击退了土耳其人。早晨，这支英国部队感到自己所处地位不佳，竟然回到登陆船上，开船走了。同时，与他们作战的土耳其人也撤退了。此时，赫勒海角的土耳其部队有一半人伤亡，活着没有受伤的只有1000人左右了。如果英国人此时发动进攻，定能以优势兵力横扫半岛。但是，上级没有下命令，这支英国部队没有向内陆进军，英国人守着海滩不动，等着兵力薄弱的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此时汉密尔顿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战舰上，完全不知道海滩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发不出任何命令。
第二路大军，即澳新军团的登陆几乎是一场灾难。澳新军指挥官威廉·伯德伍德将军深信夜间登陆可以避免军队遭到土耳其的炮击。伯德伍德将军指挥一部分军队在漆黑的夜晚登陆，上岸后，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发现：那些汉密尔顿从伦敦书店里买来的加利西亚半岛地图，竟然是不准确的。伯德伍德将军根据地图所预料的一英里海滩，事实上很窄很短，两端都是悬崖峭壁。就在澳新军团登陆时，土耳其勇敢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带着他衣着褴褛的步兵营赶到了。他一手拿着罗盘，另一手拿着地图，在听到敌人登陆的消息后便强行军向登陆点疾奔。一看到敌人的部队，他立刻带领他的士兵占领山顶。他命令士兵卧倒，步枪上膛，传话让后面的部队迅速跟进。战况令人感到异常绝望，都是近距离短兵相接，士兵进行了肉搏，双方不断投入新兵力，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进攻。
凯末尔命令土耳其士兵发动一次新进攻，他的副官利卡西感到这次进攻之后，说：“别再进攻了。再打恐怕没有士兵能活着回来！”
强悍的凯末尔怒眼圆睁。擦了一下额头的血迹，拔出了腰间的毛瑟枪，对副官吼道：“混蛋！我没让你们进攻。我是让你们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和其他指挥官将继续进攻。”
“我是让你们去死！”这句话后来成了强人凯末尔的“名言”。
凯末尔的军队随即占领了附近的山峰，子弹像下雨一般朝澳新军团倾泻过去。在登陆的有限的区域，澳新军团名军人，还有牲畜、火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从黎明开始战斗，双方激战持续了12个小时，死伤无数。这支登陆的澳新军团部队，以前没有多少战斗经验，对着土耳其军队作仰攻，困难可想而知。更无可奈的是，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海岛地形，带的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根本没办法挖堑壕。他们只好拼命寻找岩洞般的洞穴隐蔽还击。
战斗是残酷的，子弹不长眼睛。澳大利亚军队的陆德文是一位二十岁的下士，他卧倒在一块礁石后面。一名新西兰士兵吉尔在他的侧面卧倒，咧着嘴笑着，他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陆德文小声用蹩脚的英语告诉他：“我们要遇到激烈的战斗了！”
吉尔说：“敌人在哪个方向?”
陆德文说：“你的正前方。有一个土耳其狙击手。”
吉尔拉响了枪栓，迅速爬起来放了几枪，然后倒下了。陆德文听见令人嫌恶的子弹射入物体的沉闷响声，转头一看，是子弹捣碎了吉尔的脸后钻进气管。使吉尔说不出话来，吉尔的双眼恐怖凝视着陆德文，极大的痛苦，驱使吉尔的身体蠕动。
“上帝呀！”陆德文惊叫道，除了能为吉尔祈祷，他什么也做不了。吉尔倒在一块黑色礁石上，两条逐渐僵硬的腿缠绕在一起，表情非常痛苦，他的面颊渐渐变得苍白。挣扎了20分钟后呼吸才渐渐停止了。
在得知澳新军团在这里登陆时，土耳其海军元帅杰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赶来支援凯末尔，赶到可以俯瞰澳新军队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新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最终杰马尔指挥土耳其军队开始反击。土耳其士兵从战壕里跳出来，发动了两次大型的进攻，每次都像潮水一样。这些土耳其人看上去相当高大，他们高喊着“阿拉”，吹着喇叭和口哨，向澳新军团的阵地冲过去。土耳其军队以极高的伤亡代价，逐渐迫使新澳军团后撤，退回到登陆地点。
不久，德国的桑德斯将军开始选择土耳其军队的反攻阵地。桑德斯于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战斗力还是不行，迅即被两个新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随后，双方的军队也挖起了堑壕，进入持久战。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指挥英军第二十九师企图强行突破，但被土耳其军队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伤亡很大。汉密尔顿将军亲自前往一线指挥，情况也并没有好转一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的军队死伤三分之一，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双方进入了僵持战。加利西亚半岛炎热的夏季随之到来，疟疾和痢疾开始流行，双方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所有人的时疫。英国的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和德国桑德斯将军谈判。
伯德伍德扯了一面白旗，走出去桑德斯将军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我们不想都死在这里，请实行安葬休战。”
桑德斯的部队里也有很多尸体要处理，于是同意暂停战斗九小时，他说：“让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外面。”
双方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土耳其的海军大臣杰马尔，竟然穿了一件中士制服，到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刺探军情。
当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不久，3万英国和法国士兵再次发动了新的进攻，在遭受三分之一伤亡的损失情况下，被迫撤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拥挤在后来被称为澳新军团小海湾的地方，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协约国的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战线，变成比失败还要恶劣的东西：一个像西线僵局一样的僵局。而协约国的军队。在夏季还要忍受着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夏季的暴风雨，还让双方各有五百多人淹死在堑壕里。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和土耳其打仗的同时，丘吉尔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也发动了攻击，但是战果十分有限。因为德国的潜艇开始出战了。丘吉尔下令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土耳其陆军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英国发射的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而且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胜利号”战列舰。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的偷袭，使英国惊慌起来。丘吉尔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战斗竟然持续了半年之久，汉密尔顿因为指挥无能，被召回。冬天来了之后，协约国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于是决定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里波利半岛没有一个人后悔。这一次大战，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里波利半岛，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
被德军打败，还情有可原，但被土耳其军队打败，海军大臣丘吉尔被调离内阁，相当于被撤职，丘吉尔觉得这是他的奇耻大辱，一怒之下，他穿上陆军的军服，到法国前线服役去了，直到阿斯奎斯首相的内阁也在英国舆论和民众的声讨中垮台了！
得知英军和协约国的部队在土耳其遭遇惨败的消息，李经述大喜，下令中国的陆军按原定计划向乌拉尔山脉进发，拿下叶卡捷琳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