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儒家虽然在控制地方方面比道家稍强一些，却也没好到哪去。
到九世成皇帝赢骜后期，不断壮大的世家大族不但已经事实上统治了地方州郡，甚至开始串联试图把持朝政。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关西世族集团和山东世族集团。
其中占据朝堂优势的关西世族集团虽然也以研习儒家为主，却有不少经营同时还兼习法、道等家。
而抱团与其对抗的山东世族集团则大多是比较纯粹的只单研习儒家。
可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儒家已经彻底统治了朝堂。其他各家或主动披上了儒学的外衣成为其附庸，或更多的在山野民间私下流传。
为了维护皇权不被持续侵夺，自成皇帝起开始大力扶持外戚以对抗世家大族代表的相权。
由此，君臣矛盾逐渐激化，终于在十一世平皇帝赢衎时出现了一个异数----王莽。
之所以说王莽是异数，因为他既是外戚，同时也是正统的世族子弟。
双重光环加身的王莽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篡夺了赢氏政权，改国号为“新”。
可篡秦成功的王莽从相权代表一夜之间变成了皇权本身，立场的变化让其好像突然间成为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其实行的一系列十分激进的改革政策，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打击尾大不掉的世家大族。
这些政策极大的损害了各地世家豪强的利益，引起的反弹很快就使其兵败身死。第一次中兴大秦的赢秀虽然沿用了祖制旧称，帝号仍为秦十四世，世人却更习惯称呼其死后的谥号“光武”。
由于光武帝夺取天下的过程极大的受益于各地世家豪族，尤其是以河北、南阳、颍川三地世家为代表的山东世族的支持。作为回报，统一后山东世族集团顺理成章的取代了在战乱中损失惨重的关西世族集团，成为大秦朝堂的主导者。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将都城东迁至洛阳。
如此一来，儒学以外的各家再受重击，基本上被摒弃在了朝堂之外。
更有甚者，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二十年的大乱，随着天下人口损失大半，各家流传于民间的力量也遭到了惨重的打击。
自此，儒家彻底奠定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绝对统治地位。
随之而来的还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相权的不断膨胀，对皇权的侵夺甚至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故光武帝后的十三帝（另有三帝无帝号）才大多年幼且短命。
世家大族无节制的膨胀不但让皇权衰微，还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个是巨头世族的出现，那些所谓的“四世三公”、“五世三公”的显赫家族，其实就是巨头世族垄断朝政权力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就是毫无节制的土地兼并。
光武皇帝借由新末大乱、人口减半而重新分配的土地，很快就再度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其程度还要远远超过王莽篡秦时期。
终于在二十五世灵帝时，再也活不下去的百姓又一次揭竿而起。
因为起义百姓多带黄巾，史称“黄巾之乱”。
黄巾军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创立“太平道”的张角兄弟，而太平道则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黄巾之乱”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被排挤出朝堂的道家对儒家朝廷的一次反击。
灵帝为了快速平定黄巾之乱，从大臣计，颁诏允许各地可以自行募兵，地方军阀开始形成。以至黄巾军势微后，天下反而更乱了，皇帝成了各方军阀手中的玩物，最终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二十五世灵皇帝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昏庸之主，做的唯一的一件正确的事情，应该就是提拔并信任了一位上天赐给大秦的盖世英雄。
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唐宏起于边塞，成名于击败鲜卑入侵幽州之战，其传奇的一生有六大功绩。
其一成名后遵朝廷旨领兵四处平叛，稳定了西北两疆和冀州粮仓。
其二招抚黄巾军余部在并州屯田，活民数百万。
其三北上远征，击败鲜卑人征服了大漠。
其四扶立幼主，征战天下。
其五改革国政，重兴黄老。
其六功成身退，放弃权柄，戍守边塞。
朝廷也没有亏待这位天赐柱石，唐宏生前官拜大司马、大将军，爵封晋阳侯，死后更是追封晋阳王。这也是存在整整一千年的大秦朝，举世公认的唯一一个被绝对认可的异姓王。
最难能可贵的是，所有人眼中必然会成为新兴巨族的唐家居然自唐宏后并无显赫传承。一是因为唐宏一生无子；二是因为唐宏两个女儿虽同封皇后，却从不干政，也从不培植外戚势力。
开始的时候唐笠还很诧异李传话语中对于唐宏的推崇备至，待听到“重兴黄老”时才恍然大悟。
虽然李传到这个时候也没正式说到同生道的起源，但唐笠心中早已了然其必是道家一脉。
其实唐宏扶持道家再入朝堂并不是完全因为其个人喜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次中兴的中坚力量其实是其当年招抚的黄巾军。
尤其是在军中，黄巾系将领的数量虽然只占了不到一半，底层士卒和基层军官却有七成都出自黄巾，剩下的三成则来自归附的大漠胡族。
不同于尊崇黄老的黄巾系，胡族铁骑是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完全就是服唐宏这个大将军本人。
而那些传统出身的将领，虽然全都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却没有来自底层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其中很多人本身，甚至一部分朝中文官也对道家的一些理念十分认同。
那些不认同的，或者说是固守儒家治国理念的，基本上都在敌对阵营之中。
中兴天下不但要靠文人治国，更要靠武人征战沙场。
这才是黄老重兴的基础和真正原因。
出生十天即继位、十二岁亲政、二十三岁平定天下的兴武皇帝赢朔，很小的时候就被大将军带上了战场，其逐渐形成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基本上与唐宏一脉相承。因此在唐宏隐退甚至死后，始终延续着其治国思想。
赢朔在位七十年，亲政五十七年，这个时间足够将道家在朝堂上的地位稳固下来。最终形成了儒、道、法三家融合的国政大策。
唐笠注意到，李传讲到这的时候，原本满是倦容的脸上全是兴奋之色，略显浑浊的眼神都在熠熠闪光。
不过紧接着他的情绪突然就急转直下，那股落寞的情绪简直如若实质。
武皇帝独尊儒术超过四百年，没落已久的道家毕竟远远不如儒家根基深厚，再加上儒家在迎合统治者，尤其是有为之君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到三十世孝弘皇帝时，儒家就已经重新成为了主流。道家虽然没有如以前那样被彻底排除出朝堂，影响力却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秦历七百七十八年，四十三世孝明皇帝时爆发的“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百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再次使得天下人口减少大半，使得流传于民间的各家再一次受到了致命打击。
虽然儒家也在其中损失不小，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损失最大的还是其他各家。
在位十三年的五十三世孝穆皇帝又是一个昏庸之主，统治中后期的大秦朝吏治腐败、乱象频生，民生困苦到了极点。
终于在五十四世孝恭皇帝继位的第一年，始终没能彻底恢复统治秩序的大秦朝爆发了裘甫和庞勋两次影响力最大的叛乱。
所谓“秦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庞勋起事就发生在桂林。
这次叛乱表面上源于戍卒兵变，实际上背后又有道家激进分支的影子。而后的王仙芝----黄巢之乱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偏宗教性质的组织没有再像灵帝时的黄巾起事时那样直接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已。
随着黄巢的兵败身死，道家或者说是道教在民间的实力遭到重击，朝堂上的道家势力也因此而遭到彻底的驱逐。
这一系列的民乱，尤其是声势最为浩大、一度攻破了长安（安史之乱时咸阳城被毁，孝定皇帝于咸阳城东另建新城长安）的黄巢之乱还造成了一个后果。
那就是借着平叛的机会，出现了几个超强藩镇，打破之前的藩镇均势，全面的诸侯混战再次重现。
秦历一千年整，统一了北方的后梁文帝朱晃逼五十八世孝哀皇帝赢祝“禅位”，立国整整一千年的大秦帝国正式灭亡。
始终占据朝堂的儒家除少数忠烈老臣外，集体噤声，扭脸就做了朱家的臣子。
仅仅五十四年后，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朱爽，朱梁政权实际归于豪族司马氏。
儒家臣子再一次集体噤声。
以至于十一年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当街弑君，又六年后司马炎仿朱晃旧事，逼梁元帝朱奂“禅位”，改国号为晋。
朝堂儒家大臣再次转身就又做了司马家的臣子。
作为回报，得国不正的司马家恢复了始皇帝时就废除的“五等爵位制”，各地的世家大族获得了法理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次动乱的种子。
晋朝立国仅仅25年后，出身世家大族的贾后乱政，爆发了实际由各地世家大族背后支持的“八王之乱”。
这场持续了十五年的内战不但打光了北方秦人的最后一口元气，还直接导致了诸胡迅速入主了中原。
秦历一千一百零四年，东海王司马越的亲弟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征召匈奴、鲜卑、乌桓等势力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早已内附的诸胡开始进一步内迁，其让出的水草丰茂之地部分被更北方的胡族占据。
同年，司马腾及王浚遣匈奴领袖赢渊（匈奴内附后，其王族被赐赢姓）回并州发兵支援，赢渊乘机宣布独立，并于四年后（秦历一千一百零八年）称帝，建立前赵。
而就在赢渊独立的同年，氐族李雄也在益州称王，并于两年后（公秦历一千一百零六年）称帝，国号成。
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儒家出身的秦人世族投靠了胡人，否则这些全族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甚至数万的胡族大概不敢也不能称帝。
赢渊称帝的当年即派其子赢聪攻打洛阳。被多次击败后，遂派部属羯族石勒及秦人王弥劫掠关东各州。
野心勃勃的石勒趁此机会吞并了王弥所部，脱离赢渊转战南下。
秦历一千一百一十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鲜卑拓跋部猗卢等欲派兵防御洛阳，司马越以无粮推辞，并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晋怀帝司马炽困于洛阳。
秦历一千一百一十一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密诏苟曦伐之。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重臣降后被杀。
当时洛阳空虚，赢聪、王弥乘机围攻洛阳，晋怀帝向四方胡族求援，鲜卑、羌、丁零等族乘机南下（东进）。
后洛阳城破，赢聪、王弥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这基本上是北方秦胡两族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秦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位，赢聪派赢曜攻打持续长安。
三年后（即秦历一千一百一十六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北晋亡。
又一年后（即秦历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世族的支持下在建康重建朝廷，即为南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