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侍郎选择山东开始清查，本就是错的！而且，大错特错！”
这是吏部尚书侯庸进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对新政第一次公开的发表个人看法。
殿中寂静无声，一省学子罢考这样古今罕见的大事，确实让人很是忧心忡忡。稍微处理不好，就是贻笑千古。
朱允熥坐在宝座上揉着太阳穴，张口道，“错了？错在哪？”
侯庸抬头，正视皇帝的目光，“因为山东与别处不同！”说着，他笑了一下，“准确的说，北地与南方士林决然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学子的出身，也不是文风，更不是文章水平的高低，而是....前途！”
朱允熥的手忽然一顿，“你继续说下去！”
“李侍郎没有在地方上历练过，风土人情上应是不大懂，觉得做事只要认理认事，就可以肆无忌惮手到擒来，却忽略了法外是情，情中有理！”
侯庸这个老实人，难得的张嘴嘲讽一句。
朱允熥面皮一红，李志刚是他执意提拔的，侯庸这话更像是说给他这个皇帝听的。
“自宋室南渡之后，北方文风渐颓...”
侯庸刚要开口，他前边的朱高炽忍不住开口道，“侯尚书，还请简短截说。一百多年前的事，就没必要老调重弹了！”
“不说，就不会知道，李侍郎错在哪？更不会知道，山东的学子为何那么好鼓动，一怂恿就闹了起来！”侯庸皱眉开口，语气冰冷。
他平日不愿意得罪这位南书房的王大臣，可眼下这关节却是顾不得了。
山东闹出这样的事，他比谁都痛心疾首。他在曾担任山东布政使数年，最拿得出手也是最自豪的就两件事，一是安民，二就是推行官学。
再加上，他本就是山东人。
“听他说！”朱允熥淡淡开口。
“百年以前，北地尽在胡人之手。金朝还好，从金章宗开始遵行儒法，而后汉化，也以华夏正统自居。而元灭金之后，可曾以儒治国？”侯庸继续道，“元世祖以为，金之灭就在于汉化，所以对汉儒要用，但对汉学却提防甚严！”
“所以，前元从立国开始，就不兴科举，即便是开科，也分成三六九等，做个面子功夫！”侯庸继续道，“如此一来，北方的学风能好到哪里去？”
“再加上元灭金，整个北方生灵涂炭，而后数十年全力攻宋，哪里容得下读圣贤书的读书人！”
“而江南呢，南宋世家大族文风鼎盛，家学渊源，传承不断人才辈出。如此一来，南北双方学子的差距就被拉开了！”
说到此处，侯庸顿了一顿，“我说这些诸位也都知道，诸位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然后，他又看看众人，“再说我大明灭元时，打得最惨烈的，只怕还是在北方吧？”
众人沉默不语，元末乱世始于北方，波及元廷半边江山。
而老爷子的淮西勋贵集团也是因为把目光转向南方，成功的吞并了张士诚和陈友谅之后，才有资格跟元军掰手腕。
当时整个北方都打烂了，尤其是河南山东，什么世家大族什么豪强全部化为白骨。而南方破坏相对娇小，大明又占据着最富饶的产粮产布的精华之地，才能提兵北伐。
北伐的过程，说来是丰功伟绩。
但打仗是要死人的，对北方又是一次重创。
直到今日，北方的元气都没缓过来，这一点从上一次的南北榜案中就可略知一二。
没钱谈什么教育！
没教育谈什么人才！
没人才谈什么建设！
原本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构成被打碎，不是那么好建立的。
“凡事都有因！”侯庸长叹一声，“有因就有果！以山东学子为例，跻身朝堂为官，光耀门楣振兴家族，就是他们读书的因。而朝廷给他们的特权，就是他们想要的果！”
“他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特权！”侯庸说着，朝朱允熥行礼，“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着，他抬头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退路！”
朱允熥心中一凌，他猛然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不当官就是穷书生，被人嘲笑被人欺压！北地数百年沦为胡人之手，官民泾渭分明！”
侯庸又道，“可是江南的学子，却不一样吧？”
“江南学子考取功名，以进士为荣，做官之后更是以翰林为贵！”侯庸又说道，“鲜少见到有江南学子，中了举人之后就开始跑官吧？也鲜少见到，江南学子为了八品小官欣喜若狂吧？”
殿中，全是侯庸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仔细的倾听，满脸都是沉思神色。
“因为他们有退路！即便是寒门学子，也有一家一姓全族支撑，考上举人，若不中进士的话或是在家继续苦读，或是去私学教书，或是当个幕僚，哪样不是轻松惬意....哪样不是钱多事少？”说着，侯庸笑了笑，“有了举人就有了官身，可以庇护家族，可以反哺，走到哪里也都受人尊敬！有了举人的身份，更不用愁生计。”
“更别说那些世家大族！”侯庸又叹口气，“诸位，在朝为官的江南进士不少吧？可曾见过哪个，愿意远离京城去做地方官的，嗯？除非是封疆大吏，对吧？”
“但是反过来，北方就不行！考不上举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没有官身，家族就要......败落！都说穷文富武，可读书也花钱呀！那考取功名，到底图什么？”
“就说臣，当年若不是考中了，否则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也都要用来抵债！而考取之后，才是真的鱼跃龙门！成为人上人！”
侯庸的话不能说全对，但必须承认，也有理！
上层经济决定下层建筑，南北的经济差异还有人文结构，导致着南北学子的心态截然不同。
尤其是人文，南方是宗族，而北方学子背后没有宗族。
“臣不是说推行新政是错！”侯庸又道，“新政的好处不胜枚举！”
在座的都是人精，新政的目的无非就是为国库开源，遏制日益扩大的士绅阶层，加强中枢对地方的权利这三样。
这三样就是大明的帝国的筋骨肉，让整个大明帝国形成一个拳头，而不是朝堂上如何如何，地方上却各自为政。
尤其是遏制土皇帝一般的士绅集团，民夫钱粮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放在放在他们手中，使得官府收税要人还要看他们脸色，和他们商量。
就更莫说再往上的官绅勾结，官商串联，乃至在江南士绅在朝中竖立一个又一个的代言人。
“臣要说的是，李侍郎的方法错了，手段错了！”侯庸继续说道，“太急了！太狠了！”
“哪个有功名的学子名下，不挂着别人的地？他一去就大刀阔斧以为是雷厉风行，却不知是捅了马蜂窝！他等于是和全山东的学子为敌！”
“如此，焉能不反！”
“况且！”侯庸的话掷地有声，“李侍郎本就是南人为官，去山东查案，有心人就会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说他是为了当年的南北榜挟私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