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怒】
大唐乾宁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从华州出发,还驾京师长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这一年,昭宗已经在皇帝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经过十年的努力,那两座大山——宦官、藩镇,依然巍峨耸立,而他的抗争力量却急剧衰减。大唐帝国,江河日下。
他的两大法宝——文官集团、亲王典兵——的能量,也在这十年的抗争中损耗殆尽。“十六宅惨案”之后,亲王们遭肉体消灭,彻底斩断了“亲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势力也在内外联合作用力之下变了味道。
文官势力在内部存在着两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选人方面饥不择食,导致文官集团先天畸形,才华方面良莠不齐,人品方面更是鱼龙混杂;二是文官集团在利益面前同样毫无抵抗力,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断上演派系斗争。
外部因素同样制约着文官集团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藩镇对中央事务的粗暴干涉。例如朱温,与宰相崔胤暗中勾结,强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韩建,在华州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说李茂贞,直接逼死异己的帝国宰相。
两大内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团变成了一把涂着毒药的双刃剑,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会用还必须得用。
宦官依然嚣张跋扈,藩镇依旧纷争不断,亲王被屠杀,文官靠不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枪毙强。昭宗皇帝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堕落”的时候,危险也悄然临近。
危险来自于宦官的恐惧。
昭宗自登基以来,先后铲除了田令孜、杨复恭两大权阉,仅从与宦官夺权方面来看,昭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极大震慑了宦官势力,并从中挖掘了几个忠于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门大官人(西门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长,凤翔李茂贞称兵犯阙,西门大官人等浊流中的清流与真清流宰相杜让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随后,“宦官一哥”就成了骆全瓘、刘景宣。他们亲眼目睹了关西集团的强大和皇室的威严扫地,于是积极与关西集团狼狈为奸,内外勾结,倾轧昭宗。刚刚有所好转的宦官界,变本加厉地恢复了本来面貌。
在这股妖风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镇犯阙”。随后在河东势力的干涉下,关西集团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势力,骆全瓘、刘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于是,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等就成了宦官集团新一代的领头羊。
在这短暂的几年中,掌握实权(左、右神策军;枢密使)的宦官们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朝廷的软弱无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宦官们对皇权的敬畏早已荡然无存。宋道弼、景务修等宦官的嚣张跋扈丝毫不加收敛。
宰相崔胤就以这两位宦官当突破口,积极鼓动昭宗对宦官势力痛下杀手。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并不是替江山社稷谋出路,而是自己争名逐利的手段。
首先,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
众所周知昭宗的两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镇,昭宗考虑的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崔胤的背后势力是藩镇力量,所以必须让昭宗先迈出宦官的那只脚。
其次,可以独享打击宦官的红利。
打击宦官的最大收获是禁军兵权。现在,亲王们被韩建屠杀殆尽,只剩下文官集团来接管禁军兵权。所以,极力主张打压宦官的崔胤,当然就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兵权的同志喽。
打压宦官,一举两得。所以崔胤极力主张昭宗对宦官势力举起屠刀。
历代先帝都有过与宦官势力斗争的动作,却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期间亦有付出惨痛代价的,例如文宗朝着名的“甘露之变”。对于崔胤诛杀宦官的主张,昭宗一直举棋不定,于是征询其他宰相的意见。
宰相王抟极力反对,他的理由十分中肯。宦官嚣张跋扈,天下尽知,但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更不是杀几个宦官能解决的,从田令孜到杨复恭,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再说了,如今皇上要杀宦官的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朝中传得沸沸扬扬,宦官们握有兵权而又人人自危,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苗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安抚维稳,徐图后计。
宰相王抟说的句句在理,昭宗更加狐疑。
崔胤便在昭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宰相王抟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所以才袒护宦官;王抟则揭发崔胤先前舔菊崔昭纬、勾结关西集团的丑事。
由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互泼脏水。其中,王抟与宦官勾结的说法缺少证据,而崔胤攀附关西集团却是证据确凿。另一位宰相徐彦若也站在王抟一边,共同揭发崔胤勾结关西集团的不耻往事。
于是,王抟与徐彦若在这场小规模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短暂胜利,崔胤被昭宗罢了宰相,逐出中央,外放到了两广地区(广州清远节度使)。
崔胤不愿就此认输,他秘密联络朱温,向其透露、歪曲宰相王抟的话,说王抟劝昭宗把精力放在削藩上。
朱温立刻上疏,指责王抟勾结宦官,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强烈要求昭宗重新考虑一下人事调度问题。
迫于朱温带兵来长安诉冤的压力,昭宗不得不召回崔胤,让他再次出任宰相,同时将王抟一贬再贬,先罢相,再贬到湖南(溪州刺史),再贬到海南岛(崖州司户)。同时,将两位大宦官宋道弼、景务修也贬出朝廷,外放到地方做监军宦官。
然而这三人却不用饱受长途跋涉之苦,因为赐死的诏书当天就送达。三人刚刚走出长安城,就改道黄泉路。
另一位宰相徐彦若看清了形势,急忙投降,坚决辞去宰相职务,要求外放,最终得以赴任广州,躲开了长安这片是非之地。
至此,崔胤在地方藩镇势力的支持下,控制了朝廷,更加无所顾忌地推行对宦官斩尽杀绝的主张。
这种情形像极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将军何进谋诛“十常侍”。
宦官,并非杀不得。但崔胤和昭宗都犯了何进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此重大的机密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却又迟迟不肯动手,营造出一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恐怖气氛。
崔胤“诛尽宦官”主张,是宦官们恐惧的来源之一。
恐惧来源之二,是昭宗经常耍酒疯。政治上的失败和“十六宅惨案”严重摧残着昭宗的心理。胸中的愤懑无处宣泄,只得借酒消愁。昭宗终于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而每当醉酒之后,昭宗都会变得喜怒无常,令身边贴身伺候的宦官和宫女战战兢兢。
恐惧来源之三,是昭宗对宦官越来越不信任,而对巫医乐工、和尚老道、江湖术士愈加亲近,因为这些人是除了文官集团之外,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皇帝利用的力量。
某王子生病,宦官刘季述领着两位御医车让、谢筠入宫医治。过了很久,也不见两位御医出来。宦官刘季述等人便向昭宗递话,说按照宫中的行为规范,闲杂人等不得长时间逗留。昭宗不予理睬,不仅没有放出两位御医,还下诏,从今往后,不得禁止巫医道士等入宫。
宦官刘季述是继宋道弼、景务修之后的“宦官一哥”,时任左神策军总指挥(左军中尉),当年杨复恭废长立幼拥立昭宗的时候,刘季述是负责接昭宗入朝的小宦官。
如今,刘季述等位高权重的宦官在空前的恐惧中苟且隐忍,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对宰相崔胤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宫中所有宦官都不敢与他对视,真正是大气不敢出,生怕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会惹怒他,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宋道弼、景务修的死,更是极大刺激了刘季述等宦官,成为一场惊天变故的导火索。
这一次,“十常侍”们不是要杀“何进”了,他们玩儿得更刺激。
宦官的几位重要头领,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达成了一致共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废掉昭宗,立太子李裕当新君,从而以拥立之功把持朝政,在地方则联合关西集团,如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有别于昭宗和崔胤的优柔寡断,这些宦官们行事果断,说干就干。
一场阴谋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