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南部边疆出现危机,由于“岭独”分子刘岩建国称帝,使得今两广地区南部、越南北部、海南岛等广袤土地脱离后梁控制,致使后梁版图严重缩水。
这些地区,再包括其北部两湖地区的潭州马殷、荆南高季昌,东部的福建王审知、杭州钱镠,也就是“8”字下面的圆圈,一直以来都只是名义上臣属后梁,实际上则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但只要不公开脱离后梁、继续奉后梁正朔,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归附也是后梁的一笔政治资产。
刘岩的悍然独立,在南中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一定程度上对“十国”的出现起到了推进作用。自此之后,淮南、福建、湖北、湖南的割据势力纷纷建国称帝,“十国”局面出现。
虽然王建的前蜀政权早于刘岩的南汉政权,但王建从未臣属于后梁,自始至终都不是“亲朱派”,与淮南、河东、凤翔并成为后梁的劲敌、对立面。所以王建建国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极小。
刘岩则与王建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岩继承了刘隐的衣钵,而刘隐恰恰是在朱温的支持下,取得了岭南之地,并且长期位列“亲朱派”阵营。站在后梁的角度上看,王建称帝属于外部事务,刘岩称帝属于内部叛乱。
而面对境内割据势力的公开反叛,后梁中央政府居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这令后梁颜面尽失。
刘岩称帝的举动,无意间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政权的外强中干(河东李存勖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外也不怎么强)。
所以,后梁与南汉刘岩之间虽无正面冲突,只是几句隔空喊话,但刘岩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是极大的,甚至可以说加速了后梁帝国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后梁的灭亡。
【大辽立国】
世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当后梁遭遇南部危机时,河东集团也陷入了严重的北部危机,并且这次北部危机受内外双重势力的合力作用。
大唐帝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统治者的卓越政治智慧,构筑了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国际(亚洲)秩序,获得了周边民族的普遍认可和拥护。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亦或是其他时期,华夏文明从来都不曾称王称霸、从未欺凌弱小,从不奉行霸权主义,不像现今某国,披着世界警察的外衣,喊着维护和平的口号,自诩世界灯塔,却干着最为卑鄙龌龊的勾当。
大唐帝国可以作为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典型。华夏文明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底蕴,被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由衷地敬佩、崇拜,继而心生向往,主动以华夏文明为导师,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等,主动接受汉化。
换言之,大唐帝国“地区霸主”、“世界老大”的地位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魅力,赢得了其它民族的主动归附。大唐帝国与周边各民族的宗藩关系是自然形成。
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对周边各民族奉行怀柔羁縻政策,不搞政治歧视、种族歧视。大唐的开放包容,自古罕见,无须赘述。
在地区事务方面,大唐帝国肩负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概括起来,就是维持地区均势。不吹不黑,大唐帝国并不是白莲花,维持现状、保持均势也有利于大唐切身利益。如果任由它们兼并攻讦而不予调停、劝和,那么就会出现某强大的部落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战争意愿极高的游牧势力,继而南下侵扰中原。
翻看史籍,这确实是一再重复的历史规律。每当中原陷入动荡、内乱,就会失去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北方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完成草原的整合,然后不断南侵,成为中原稳定之后的新兴王朝的严重外患,例如汉朝与匈奴,宋朝与契丹,明朝与蒙古。
所以大唐帝国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也要积极调解地区事务,保护弱势群体,防止出现地区霸主。例如前文提到的“南诏”,就是通过重金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才使唐王朝被奸臣所误,让它完成了六诏的统一,此后南诏果然就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成为大唐灭亡的导火索。
虽然在南方“南诏”问题上失策,但大唐帝国从来没有对北方游牧民族掉以轻心,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地的不灭梦魇,“提防北鞑子”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汉人的遗传基因里。
唐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非常多样化,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党项、回纥、铁勒、契丹、奚、室韦、靺鞨(音同“漠河”)、渤海靺鞨、霫(音同“习”)、乌罗浑、沙陀、吐谷浑等等。而这其中,每一个族群之下又分不同的部落,例如“铁勒九姓”、“契丹八部”,每个部落之下又分多个氏族,例如契丹迭剌部耶律氏。
由此可知,当时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繁杂众多,各支各派多如牛毛,也就因此不会对大唐帝国产生威胁,而他们又都需要与大唐进行贸易,大唐还会从中获利。
随着唐朝走向衰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力逐渐消散,于是,失去管控的游牧民族也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例如契丹,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使整个契丹民族拧成一股绳,并迅速对奚、室韦、靺鞨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发动兼并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成为草原霸主。
中原地区的动荡不仅为草原民族提供了自我整合的时机,更提供了大量人才。当时很多汉人为了躲避战乱而逃到北方草原,其中既有勤勤恳恳的农民,也有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更有文韬武略的念书人。
大批中原难民的涌入,给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为草原增添了无限活力,加速了草原文明的进化。
还是以契丹为例。
契丹之所以能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迅速统一草原,除了耶律阿保机的雄才大略外,更离不开中原难民的持续帮助。例如,早在耶律阿保机当上部族领袖之前,契丹人就从中原难民手中学会了冶铁,并且拥有了契丹人自己的手工业。游牧民族会冶铁,如虎添翼。
前文讲耶律阿保机遭遇内乱,被其他七部首领逼宫下台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就提出一个辞职条件,那就是允许他与治下的汉人生活在一起,筑城而居,自我放逐。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原难民在契丹(起码在迭剌部)的数量之多、与酋长(耶律阿保机)关系之亲密。
帮助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为契丹的繁荣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一位逃到草原避难的汉人。此人在契丹享有崇高的地位,《辽史》和《契丹国志》都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他的一项着名举措开创古今未有之举,更是被我们新中国所借鉴吸收,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还被改编为一出妇孺皆知的经典剧目。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头号大谋士——韩延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