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领导就是租庸使孔谦。当时李存勖连年征战，急需后勤补给，只要能筹措到钱粮就行，而不管官吏使用什么办法。孔谦就是他的得力管家，出色的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同样不择手段、按时超额完成任务的杨邠，自然就是孔谦的得力助手。
依靠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裙带关系，杨邠官运亨通，节节高升。然而孔谦落马后，杨邠也随之进入到人生低谷期。在聚光灯下销声匿迹。
等他重出江湖的时候，已经傍上了刘知远。刘知远坐镇魏州的时候，用他为都押衙，成为了刘知远的警卫官。
而等刘知远称帝后，直接任命他为枢密使，迎来了人生巅峰。
2.2与文官集团的恩怨
“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与苏逢吉等内相排忌。”
前文说，苏逢吉大肆受贿，卖官鬻爵，搞得后汉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杨邠对此深恶痛绝，经常对身边人抱怨，说要这些文官有什么用？国家靠的是甲兵强盛、府库充盈，这帮自诩为文官的东西不过是国家的蛀虫！
在日常工作中，杨邠处处针对苏逢吉，凡是苏逢吉的奏章，杨邠能驳就驳，能拖就拖，特别是在人事任免方面。
显然，杨邠挡住了苏逢吉的财路。苏逢吉怀恨在心，于是就想把杨邠排挤出中央，他比较阴险，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找了一个傻乎乎的鸟枪，当做他的马前卒。
他找的这个人名叫李涛，就是那位曾经硬刚石敬瑭，坚决要求处死张彦泽的耿直谏官。在苏逢吉的怂恿下，李涛上疏，大意是说帝国西部战事吃紧，必须要派有能力的、值得信任的大将前往镇守，比如杨邠同志和郭威同志，他们都是开国功臣，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央的琐碎事务，交给宰相苏逢吉和苏禹珪就醒了。
当时是乾佑元年（948）3月，杨邠与郭威同为枢密使，而当时还没有地方藩镇兼枢密使的先例，所以李涛的意思就是要罢免杨邠、郭威的枢密使，并外放到西北；并由宰相苏逢吉、苏禹珪兼任枢密使。
杨邠听说后，跑到太后面前哭诉，“我们追随先帝多年，刀头舔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建立了大汉，而今，皇上听信奸人谗言，要把我们外放到西北边陲。就算皇上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胜任现在的官职，也请太后看在先帝的份儿上，让我们先把先帝安葬，再去边疆不迟。”
大老爷们儿在太后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后为之动容。
太后把刘承佑喊过来，怒斥一顿，“他们是对帝国有功的大臣，怎能随便驱逐出中央？你为什么要听信谗言！”
刘承佑吓得两腿战栗，急忙辩解，“这……这是宰相们的主张……不是我的意思。”
太后余怒未消，“哪个宰相？让他给我滚进来！”
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不仅敢怼天怼地怼空气，还特仗义，主动帮苏逢吉挡枪，一人包揽了全部罪责，“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与其他宰相无关。”
于是，刘承佑下诏，罢免李涛的一切官职，回家面壁思过。
郭威建立后周，才重启了勇敢正直的李涛，官至户部尚书；北宋建立后，官拜兵部尚书，北宋建隆二年（961）病逝，享年64岁，追赠右仆射。
谁都知道，单纯的李涛是被某些人利用了，哪些人呢？比如不愿意透漏姓名的苏逢吉。显然，仅仅罢免一个李涛，是不足以平息杨邠的怒火的。
杨邠等人随即展开反击。
4月，刘承佑跟左右侍从商议，说外放杨邠、郭威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办事欠斟酌，惹恼了太后，不管怎么说，还得自己出来帮忙擦屁股。怎么擦呢？就是给杨邠、郭威等擢升，借以表明自己真没打算压制、排挤他们，也好让太后息怒。
左右侍从也非常反感苏逢吉等文官们的独断专横、卖官鬻爵，于是一致称赞刘承佑皇上圣明。
于是，刘承佑下诏：杨邠同志不仅保留枢密使，还要兼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郭威同志由枢密副使升枢密使；王章同志加宰相衔。
敲黑板，划重点：杨邠兼吏部尚书。
吏部，专门负责官员们的任免、考核、升降、勋爵、调动等工作，为六部之首，俗称“天官”，专门管官的官。
如果说杨邠之前只是苏逢吉受贿路上的绊脚石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拦路虎、南墙了。彻底断了苏逢吉的财路。
刘承佑明确指示，今后中央宰相办公厅（中书）颁布的任何人事命令、以及各部的全部奏章，都必须经过杨邠同志的批准。
这句话的作用就不是一堵墙了，而是一口棺材。从此之后，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三位宰相就成了摆设，杨邠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只要杨邠不点头，三位宰相的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在杨邠的强势干涉下，即便是县政府的临时工（县吏）或县派出所的辅警，都必须经过杨邠的点头。
杨邠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根本不可能处理好三位宰相的工作，而且他原本就非常反对苏逢吉等人在人事方面的工作。于是，杨邠对手头的工作干脆就一键否决，统统不予办理，爱谁谁吧。朝廷的工作随即陷入停滞。
杨邠不仅刹住了卖官鬻爵的歪风邪气，还要追究苏逢吉之前的滥用职权，要对已经任命的官员进行考核，凡是不达标、不合格的，一律罢官免职。
而由于杨邠关闭了读书人步入仕途的通道，迫使中原的很多读书人都去了诸如后蜀、淮南等地，导致了中原地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杨邠不仅关闭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还关闭了“烈士子女”的特权（门荫）。唐朝又门荫制度，就是凭借祖先的功勋做官，公务员的绿色通道。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到了后来，监督执行体制不完善，冒名顶替等现象普遍存在，早在五代之初，就已经被多次取缔，只是五代的开国君主们，特别是自李嗣源以后，多是弱宣称，为了取得广泛的支持，而不得一再恢复。
后汉的杨邠再次将之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