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宰羔羊】
相比于后周的蒸蒸日上,南唐的情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了。
1,自然灾害
广顺二年(952),淮南大旱;
广顺三年(953)3月,南唐首都昇州发生重大火灾,据史料记载,这场火灾持续了一个多月,“焚庐舍营署殆尽”,陆游在《南唐书》中记载说“焚官寺民庐数千间”。
从本年(953)6月开始,一直到次年(954)3月,滴雨未下,南唐全国大旱,“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淮南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淮河,形同虚设,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轻松蹚水过河。
老规矩,持续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而大饥荒也将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淮南百姓民不聊生,于是大量向北流亡,逃入后周境内。
其实前文在讲郭威专题的时候也提到过淮南的大饥荒,郭威表示中原人、淮南人,大家都是都中国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淮南出售平价粮食。
2,外援断绝
这是一场极为轰动的政治暗杀事件,然而史籍对此的记载却是寥寥几笔,而且在时间上存在重大误差:
“保大十二年(954)……七月,契丹使其舅来聘,夜宴清风驿,盗斩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为周将荆罕儒所遣。”——《十国春秋》
“(显德六年,959)……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资治通鉴》
“应历九年(959)……秋九月,辽帝遣其舅使于唐,中国疑惮,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则失其首矣。”——《契丹国志》
稍作总结:
案发地点,毫无争议,都说是在清风驿,清风驿在南唐首都昇州境内,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这位刺客潜入南唐首都暗杀辽国特使;
凶案主谋,也无争议,《十国春秋》说的比较谨慎,只说后周大将荆罕儒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斩钉截铁地宣布荆罕儒就是幕后主谋,是他招募的刺客,买凶杀人;
作案过程,也无争议,在清风驿中,辽国使团喝得酣畅淋漓,担任团长的这位契丹外戚,中途去厕所方便,去了好久不见回来,众人前去查看,才发现他已经被人砍下了头颅,凶手带着头颅逃之夭夭;
而至于案发时间,则存在巨大争议,《十国春秋》说案发于公元954年7月,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说是959年。
蹊跷的是,《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对此只字未提,至于荆罕儒本尊的传记,《宋史·荆罕儒传》也无此事的相关记载;而对辽国历史最权威的《辽史》同样没有相关记载。
954年初,“高平之战”;而959年,后文会讲到,柴荣北伐,主要目标就是契丹。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契丹都有充分的理由向南唐派去高级别使团,以最大的诚意寻求南北夹攻中原,从而起到牵制后周的作用。
另外,我看有些资料的翻译非常粗暴,把“舅”直接翻译成“舅舅”,也就是把本案的受害者直接说成是辽穆宗的舅舅。我在上文描述时,特意谨慎地使用了“契丹外戚”一词,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小小的历史常识,文献中的“舅”不一定是舅舅,也可能是大舅哥、小舅子,有时候还可能指舅爷爷或者五舅姥爷……总之,翻译成外戚,是百分之百不会错误,而非说是“舅舅”的话,就要拿出相关的证据,否则就是望文生义,低级纰漏。
不管受害者是辽穆宗的舅舅还是他的大舅哥、小舅子,总之,是大辽国皇亲国戚、王公贵胄,在南唐首都遭人暗杀,凶手逍遥法外,这让南唐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之中,解释不清楚了。
于是,三部史书又在事件的结果和影响上达成了一致:“自是,契丹与唐绝”。
当初,淮南为了挑拨契丹与中原的关系,曾将契丹使团(高霸)暗杀于后晋境内,嫁祸给后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后周终于在南唐境内将契丹使者暗杀,嫁祸给南唐,也成功离间了南唐与辽的关系。
辽使者:你俩掐架,我特么招谁惹谁了?
3,力役暴兴
由于南唐于953年6月开始,滴雨未下,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旱,从而导致严重饥荒,于是李璟遵从众意,于10月下诏修筑楚州白水塘以灌溉农田,而且不仅局限于楚州,其他地方也要照做,“诏州县陂塘湮废者皆修复之”。
动机是单纯的,过程是凶残的,结果是致命的。
前文南唐专题中,曾提到寿州刘彦贞利用兴修安丰塘而完成土地兼并的故事,这是南唐政治昏暗的一个缩影。
在“四凶五鬼”政治集团的操弄下,各级官吏利用水利工程中饱私囊、鱼肉百姓,“于是力役暴兴,楚州常州为甚”。
为何楚州、常州会“为甚”呢?因为负责这两个地方的是李璟的两位心腹宦官——车延规和傅宏。
这俩太监到了地方后,一门心思地与当地官吏狼狈为奸,钻研压榨百姓的致富之道,成功使百姓们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江淮骚然)。
百姓过不下去了,自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官逼民反的剧情,于是楚州等地群盗聚集,官府患之;稍微安分一些的百姓,则用数丈长的竹子当基座,焚香于路,仰天祷告,控诉冤屈,希望老天爷能睁眼看看。
知制诰徐铉将此事上奏。
李璟非常不高兴,说我国数十万士兵,难道要饿着肚子上战场?屯田、灌溉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人民,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李璟就派徐铉巡抚楚州,实地考察。
徐铉到了楚州之后,立刻找到了总病根,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宦官们借屯田等工程,勾结地方官吏,鱼肉百姓,并把车延规犯罪集团的违法所得全部归还给老百姓。
车延规等大为恐惧,于是畏罪潜逃。徐铉捕之甚急。
我们后面会讲到徐铉、徐锴兄弟与宋齐丘及其“四凶五鬼”的政治斗争,在此先一笔带过,总之,当朝权贵“四凶五鬼”集团本来就把徐铉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水火不容。这一次,徐铉在楚州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极大震慑了“四凶五鬼”反革命集团,使他们既恐惧又愤怒。
恰逢此时,徐铉捕捉到一名盗匪头目,没有经过上报就将其军前正法。于是,“四凶五鬼”集团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最终给徐铉扣上了“专杀”的大帽子,进而污蔑徐铉“擅作威褔”。
李璟当即大怒,命令徐铉立刻滚回来,打算先把徐铉臭骂一顿,再丢进长江里淹死。幸好等徐铉回京之后,李璟已经消了气,恢复了些许理智,没有杀徐铉,而是把他流放舒州。
为民做主的徐铉被流放,权倾朝野的“四凶五鬼”继续作威作福,而楚州的白水塘灌溉工程最终还是半途而废,没有为挽救农业、振兴经济发挥一点作用,只是养肥了贪官污吏。
“二徐”(徐铉、徐锴)与“二冯”(冯延己、冯延鲁)之间的斗争是“四凶五鬼”操权弄威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虽然我们在前文已经领略了“四凶五鬼”的手段,但那只是冰山一角,否则,南唐后主李煜也不至于沦为亡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