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科举选士的制度,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国考,来选拔国家公务员,理论上,百姓们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财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学,谁都有机会实现阶级跃迁。
但是,自五代乱世开启之后,科举基本荒废,因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从龙功臣”担当,且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客观上,统治阶层也不需要通过科举取士来完成新陈代谢。
这就好比是数码电子产品过快地更新换代,挤占了维修行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旧贵族等保守势力,也会敌视、阻挠科举取士。道理也很简单,通过科举完成阶级跃迁的新贵们,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打破现有的权利分配体系,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荣在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时,任命范质、李毂、王溥为宰相,又以魏仁浦为枢密使。柴荣的文官集团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遗产,柴荣照单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没有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科举),所以当时很多拥有进士及第学历的人都表示反对,柴荣力排众议,说只要有才学就行,不用拘泥于形式。连郭威嫡系、两朝元老都遭受排挤,其他无根基、无资历、无背景的三无产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显德二年(955)正月,柴荣下诏,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举一位能当官的人,并且举贤不避亲,不管与被举荐者是何种关系,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胆的推荐,但是——(划重点)在被举荐人的人事档案中,要署名举荐者的姓名,如果日后被举荐的人贪污受贿、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当初举荐人的责任(连坐举主)。
这就解答了前文的两个问题。后来有不少官员因“举人失当”而连坐受罚。
柴荣的这条诏令类似于汉朝的“察举制”,不用考试,而是由官员们推荐,直接“保送”公务员。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柴荣开了历史的倒车,因为这次“保送”名额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举……一人”,在这种管控下,是不会重蹈东汉覆辙的。
3月,柴荣下诏整顿科举,因为近年的科举偏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部分官员营私舞弊,选士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本年的科举进行严格的复查。
结果发现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pASS。不合格率居然高达75%!
本次科举的主考官(知贡举)刘温叟,因“失于选士”而被贬,由礼部侍郎贬为太子詹事。但是刘温叟的这次失职并非是徇私,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连续奋战多年,屡试不第,出于同情而破格录取等等,所以“尚视宽恕,特与矜容”,酌情予以刘温叟轻判。
6月,下诏,两京及诸道府州,不得奏荐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也就是说,地方二把手不能由一把手任命,这就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萌芽。与半年前文班举荐官员相呼应,柴荣既要官员们推荐人才,又要严防“察举制”的弊端。
显德四年(957)8月1日,兵部尚书张昭上疏,建议参照大唐故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柴荣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命张昭牵头,制定相关法规,颁布执行。当时,柴荣已经当了四年皇帝,旧有的权力体系得到了整顿,是时候通过科举补充新鲜血液了。
10月,柴荣下诏正式恢复科举取士,设三科,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刻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
考试不限出身,不限资历,草泽布衣、在职官员都可以报名参加,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用。
显德五年(958)3月,这是科举改革后的第一次国考,知贡举刘涛领着新及第的考生面见柴荣,柴荣命翰林学士李昉对其进行复试。
复试结果:刘坦等5人“诗赋稍优”,考试合格;王汾,仅看他文笔的话,“亦未精当”,但是,他屡试不第,而屡败屡战,因此破例准许他及第;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所以也要降低标准,破格录取,二人得益于民族政策,就跟今天的“高考移民”或者考试前突然修改民族成分一样;而郭峻等7人被pASS。
不合格率也过半了,于是知贡举的刘涛也被贬官。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朝的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周时期的改革措施。科举取士、禁军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藩镇割据所滋生的土壤,加强了中央集权,更是让手握禁军兵权的赵匡胤直接建立了大宋,这是后话。
3,广开言路
显德二年(955)2月,柴荣下诏广开言路,毫无疑问,又是翰林学士们的一篇满分作文。
在诏书开头,就开宗明义: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这么Nb,也会偶尔2b或S开头以b结尾。
随后说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也会犯错,而且他们也在不停地寻找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又何况哥呢?接着,柴荣又对满朝文武提出了批评,
“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
——你们从来不提出批评,难道是嫌我太傻,傻到不可救药?瞧不起哥是吧?
“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
——今后你们的工资待遇要跟对哥的批评挂钩,纳入绩效考核,批评得越一针见血,票子越多。
“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你说了,我不改,那是我的错;你要是不说,该是谁的错?
讲完一通大道理之后,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
——批评对象:朕,朝廷时政。请文明开黑,别乱喷。
“方求名实,岂尚虚华。”
——别拍花样马屁,少整些类似于“领导工作太勤奋,需要注意多休息”之类的。
“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
——不用绕弯子,不用前三皇后五帝、骈四骊六、引经据典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翰林学士嘛,直接说事儿就可以。
“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
——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哥一定会私下单独找你谈,不要担心会得罪人,哥给你保密。
“诸有司局公事者……勿务因循,渐成讹谬。”
——改革意见可以大胆提出来,惯例、旧例等皆是可以打破的,改革嘛。
“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以广听闻。”
——出使境外的,听得多、见得广,深入民间,更了解民间疾苦和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或者了解某些地方官吏的真实嘴脸,更有发言权,请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告诉哥。
“班行职位之中……奉公切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
——在职官员们,在讨论升迁的时候,也要把上书言事纳入绩效考核,踊跃发言的升官,“老好人”给我滚蛋。
“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博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
——翰林学士和御史言官,你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朕、给百官找刺挑错。别人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所以对于你们,哥的要求要更加严格!
“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这一条类似于死刑犯临死时突然高喊“我要立功!我要揭发xx!”然后暂停行刑,观其立功表现而重新发落一样。柴荣规定,官员们在人事调动时(特指降职、降级),如果存在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那么人事调动也将暂停。
这是本书值钱的地方。
看一眼时间线,设身处地体会一下柴荣的处境,就能明白隐匿其中的政治深意。
前文说过,柴荣的最大危机是缺乏嫡系力量。培植嫡系亲信、丰满羽翼,是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
在“高平之战”中,这个危机已经体现地淋漓尽致。文官集团在御前会议上的表现和武将在战场上的表现,都说明文武百官尚且没有紧密团结在以柴荣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中,绝大多数都是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
所以,在“高平之战”时,柴荣痛下杀手,一口气杀死了70多位高级将领,整肃了军队,并且在随后的战争中继续清洗军队。
对于文官集团的清洗,通常都会比较温和且漫长。时间,也是柴荣最为缺乏的资源,他等不起,他需要主动创造条件,比如这次“广开言路”。
这篇诏书颁布于显德二年(955)2月,“高平之战”的半年之后。仔细看,仔细品,柴荣已经给文武百官埋了大雷。
首先,通过鼓励检举揭发、打小报告,柴荣会掌握大量的黑材料,从而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简单说,想搞谁,就拿出谁的黑材料,堂而皇之地搞他。
其次,把针砭时弊纳入绩效考核,是柴荣的第二张王牌。如果柴荣想搞你,却又抓不住你的把柄,那么,你打别人的小报告了吗?你批评哥了吗?你批评朝廷了吗?老好人,走你。
最后,如果这个人的确身正不怕影子斜,又及时提出了逆耳良药,柴荣就束手无策了吗?不,这恰恰是他最后的陷阱,如果你成功躲过第二条,那么你必将死于第三条——借刀杀人。你打张三的小报告了是吧?好嘞,张三,瞧,这是某某某弹劾你的奏章。
柴荣完全可以驾虎驱狼,假借你政敌之手搞你。到时候,作为仲裁者的柴荣,只需要拉偏架、装糊涂,就可以轻松借刀杀人。
我不否认柴荣的伟大光荣正确,也不否认他的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是出自真心。但我更不会在残酷的政治问题上傻白甜。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篇诏书可以看做是柴荣对文官集团进行大清洗的悠扬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