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山案”
何景山,唐末的进士,之前被王逵用作幕僚、首席智囊(掌书记),何景山非常鄙视周行逢的为人,周行逢对此颇为记恨。等到周行逢取代了王逵之后,就把何景山“外放”为益阳县令,很快就在情报部门的辛勤工作下,抓住了何景山的一点小错误,周行逢立刻把他五花大绑,押到江边,对他说“你之前侍奉王逵,现在王逵死了,你替我跟龙王爷汇报一声,汇报完了就不用回来了(且为我告龙君,勿复还也)。”
随即就把何景山丢入江中活活淹死。
“邓洵美案”
后晋石敬瑭时,工部侍郎李若虚来南楚出差,发掘了两个湖南才子,一个是孟宾于,另一个就是这位邓洵美。孟宾于属于毛遂自荐,将自己的诗集投稿给李若虚;邓洵美则是“名过朱万卷”,当时湖南有位大学问家朱昂,人送外号“朱万卷”,朱万卷读了邓洵美的文章后,自愧不如,邓洵美由此得名。据《宋史》记载,“朱万卷”说的是当时的大藏书家朱遵度,而朱昂的外号是“小万卷”,与“朱万卷”齐名。这都不重要,总之,邓洵美的学问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认可。
李若虚举荐二人进京赶考,结果两人全部进士及第,据说邓洵美还是那一年的探花。
但是,邓洵美有两个小小的毛病,其一是性格孤僻,“不为同事者所喜”,为人处世方面存在缺陷,人缘不好;其二是长相丑陋,而且还是个罗锅腰,人送外号“邓驮”,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个致命的缺陷。
因这两条缺陷,邓洵美始终没有得到朝廷重用。不久之后,邓洵美失望地离开了洛阳,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终于被周行逢用为馆驿巡官。
这是个什么职位呢?唐制,三十里一置,大路曰驿,小路曰馆,通谓之馆驿。最早设“驿将”,作为馆驿的负责人,后来改成馆驿使,馆驿使之下设馆驿巡官。巡官也属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佐官,位在判官、推官之下。
总之,邓洵美的工作相当于今天的高速服务区保安队长。
邓洵美有两个同学(同榜及第)都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大官了,王溥,李昉。
王溥不用多介绍,后周宰相,编撰《唐会要》、《五代会要》,开创“会要”体;李昉,后周时翰林学士,宋太祖时中书舍人,宋太宗时宰相,参与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当听说当年那个同窗好友、湖南大才子、高材生邓洵美的不幸境遇后,二人纷纷叹息不已,王溥作诗《寄邓洵美》云:
“衡阳归雁别重湖,衔到同人一纸书。
忽见姓名双泪落,不知消息十年余。
彩衣我已登黄阁,白社君犹葺旧居。
南望荆门千里外,暮云重叠满晴虚。”
周行逢这才知道自己的这个保安队长竟然与王溥、李昉是同窗好基友,于是稍微给他提高了工资待遇,以示自己对文人的敬重。
北宋初年,李昉因事被贬,来到湖南,与老同学邓洵美叙旧。
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壶中有酒有泪有故事,二人赋诗饮酒,更相唱和,从早哭到晚。随后李昉向周行逢提出要推荐邓洵美去宋朝做官,周行逢表面答应,却在为邓洵美饯行时将他鸩杀。
另一种说法是周行逢派人假扮成土匪强盗,直接入室杀人,将邓洵美灭口。
总之,周行逢杀死了邓洵美,原因是怀疑邓洵美暗通大宋,里通外国、卖主求荣、“楚奸”滴干活。即便不是这样,那么邓洵美在自己手下一直不得志,到了大宋之后如果混得风生水起,一定会报复自己,这就是周行逢的杀人动机。
楚人闻之,无不痛惜。
杀威胁到自己的人,杀贪官污吏,杀得罪自己的人,杀寻常百姓……往好听里说,周行逢“用法太严”。
据记载,他的妻子邓氏长得很丑,却很贤惠,总是对他进行规劝,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就会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
周行逢大怒,说你个妇道人家懂个毛(汝妇人何知)!
老婆一生气,回娘家了。周行逢多次派人去迎请,邓氏就是不肯回来。
某日,邓氏忽然穿着普通农妇所穿的青布裙,领着几个佃户要进帅府交税。
周行逢听说后,急忙迎出府外,说我那姑奶奶啊,您可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
邓氏义正言辞,说一码归一码,种田交租,这是法律,不能因你是节度使,就给自己家人免租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周行逢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老尴尬了。
第二天,周行逢就亲自跑到田间地头,向老婆认错,说咱们现在富贵了,你又何必自讨苦吃?跟我回城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吧。
邓氏回答道,“富贵了,难道就要脱离群众了?农民每当交不上租,就要遭受鞭挞,你现在富贵了,就忘了当初的苦日子了吗?就不念百姓疾苦了吗?”
周行逢自知理屈,忙给随身群妾使眼色,群妾侍女立刻把邓氏强行抬到肩舆上,按住,走你。
邓氏大喊道:“你用法太严,人心不附,他日必有灾祸。我之所以要留在乡村田野之中,就是因为到时候容易逃命!”
周行逢这才恍然大悟,内心感谢邓氏的用心良苦,此后稍作收敛。
这位邓氏的父亲名“广远”,马氏治楚时为评事(八九品小官),将女儿嫁给了周行逢。在《资治通鉴》中为“邓氏”,而在《宋史》及《三楚新录》中为“潘氏”,《九国志》和《十国春秋》中则为“严氏”。
我们已经说了周行逢的很多黑料,下面将盘点他更多的黑料。
在周行逢的诸多黑历史中,关于他如何上位的记载才是最腹黑、最耸人听闻的。
先看《资治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副产品,算是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和扩展。在《考异》中,司马光引用了《湖湘马氏故事》:
王逵奉柴荣之命讨伐鄂州时,忽然有成千上万只蜜蜂聚集在王逵的伞盖之上,周行逢见之窃喜,然后偷偷与潘叔嗣、张文表等人密谋,说:“我看主公妖怪入伞,不祥之兆也,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如果咱们三人同心协力,共保马氏基业(霸占南楚),同谋富贵,岂不美哉?”
潘叔嗣、张文表立刻明白了周行逢的意思,于是三人暗中结盟,共谋大业。
随后,王逵命亲信——行营副使毛立为统军使,以潘叔嗣、张文表为先锋,奉诏讨伐淮南。沿途郡县的官吏备下好酒好肉,照例要犒赏三军将士,统军使毛立因要急于行军而不许停留,将士们颇有怨言。
潘叔嗣、张文表借机煽动士卒哗变,把毛立绑赴周行逢处,然后向王逵汇报说有兵变。王逵大惧,于是急回朗州,却不料潘叔嗣追至朗州,将王逵杀死。
敲黑板,划重点:周行逢早就与潘叔嗣勾结,阴谋弑杀王逵,篡权自立。
再看《三楚新录》的记载:
早在“复国运动”的第二阶段,即“结义十兄弟”驱逐南唐驻军,占据潭州、朗州之后,王逵率领五万大军南下攻打郴州,驱逐南汉侵略军的时候,周行逢就对亲信说:“王逵必然有去无回,而他既然让我当潭州留守,所谓云雨资蛟龙也,我要成就一番霸业了。”
不久,王逵果然兵败身亡,而周行逢也果然取代了王逵的位置。
无论是《湖湘马氏故事》还是《三楚新录》,其关于周行逢“阴谋论”的记载,均在时间、地点、事件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基本属于“一眼假”的范畴,经不住推敲。
然而这些记载的具体内容虽不尽相同,核心思想却又高度相似,即周行逢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早有反意,先假借王逵之手诛杀“结义十兄弟”,之后又伙同潘叔嗣、张文表火并王逵,随后再将潘叔嗣灭口。
是不是感觉周行逢的形象瞬间跌落千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这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曹衍的人。
周行逢坐镇湖南后,曹衍多次献上自己的作品,以求一官半职。我们已经知道了周行逢的“礼贤下士”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流放徐仲雅、溺死何景山、杀死邓洵美……足以说明周行逢对待文人士大夫的真实态度,何况上述三人皆是有真才实学的全国顶尖学霸,而这位曹衍却是半瓶子醋的学问,水平堪忧,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周行逢的赏识。
多次投稿无果后,走投无路的曹衍迫于生计,只能回老家,在村里当起了乡村教师。说好听点儿,是教书先生,其实本书一开头就借助朱温的父亲“朱五经”普及过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所以曹衍现在的处境是挣扎在生存线上,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叛乱。张文表提拔曹衍做自己的幕僚,曹衍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可很快,张文表就被杀死,两湖地区也被大宋吞并,作为“张文表叛徒集团”的狗头军师,曹衍只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直到天下大赦,他才敢回归人类文明社会。
曹衍经历了两湖割据政权的动荡和灭亡,耳濡目染了许多“惊天秘闻”,这些帖子的标题要么是“不转不是湖南人”、要么是“后周看了会沉默,大宋看了会流泪”、或者“大宋终于震惊了,原来周行逢做了这件事”……再结合自己漂泊大半辈子的痛苦经历,曹衍思绪万千、此起彼伏,于是乎,他冒出个想法,他想写本书。
拉倒吧,他看书还看不下来呢,写啥呀?
他真写了,书名就叫《湖湘马氏故事》,写了足足二十卷。这本书的质量如何呢?司马光同志给出了评价:
“衍本小人,言辞鄙俚,非有意着书,故叙事颠倒,前后自相违背,以无为有,不可胜数。”
动机可疑,文笔垃圾,结构错乱,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三观不正……
其中最令史学家痛恨和鄙视的,就是曹衍故意歪曲事实,抹黑周行逢。曹衍回顾一生的悲惨遭遇,把这笔账记载了周行逢头上,如果周行逢能给他一官半职,他怎会忍受乡村教师之苦?又怎会误上张文表的贼船,继而成为全国A级通缉犯?一辈子穷困潦倒,都是因为周行逢!
所以司马光继续说道,“素怨周行逢,尤多诬毁……凡载行逢罪恶之甚者,皆出于衍云。”
司马光认为“火并王逵”事件是一次独立地偶发事件,原因很简单,就是潘叔嗣遭王逵爪牙的敲诈勒索,心生畏惧,为求保命而反叛,周行逢对此并不知情。而曹衍却强行把周行逢捆绑进来,凭空捏造所谓阴谋论,“乃妄造此说”。
曹衍写完后,已经是太宗朝,曹衍将这部“巨着”献给太宗。宋太宗粗略地翻阅一下,叹口气,“抛开内容不谈,这老头子也挺可怜的。”
“太宗悯其穷且老,授将作监丞。”将作监丞,又名“将作丞”,六七品的小官,而且北宋初为养老闲职,只挂职领俸禄,并无实际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来,赵光义完全是出于同情,而并非欣赏其才学,更非对其学术的肯定。
曹衍留给后世有一首《贫女》,我个人估计应该是此时所作,一同领略其文采:
“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使遇佳期。
满头白发为新妇,笑杀豪家年少儿。”
自古以来,造谣的成本低而收益却奇高。曹衍的这套演绎诽谤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丁璹(音同“熟”)的《马氏行事记》就受到曹衍的影响,使周行逢的“阴谋论”以讹传讹。
司马光对比考证了海量资料,去伪存真,最终采信了《十国纪年》的说法,收录进《资治通鉴》,也就是本书前文采纳的说法:潘叔嗣火并王逵是偶发事件,周行逢不预其中。
虽然“火并王逵”不是周行逢的杰作,但“结义十兄弟”中的何敬真、朱全琇、张仿,确实是间接死于周行逢之手,特别是张仿,完全是死于周行逢的谗言;潘叔嗣也是死于周行逢之手,而蒲公益、宇文琼、彭万和三人的死则是不明不白,史无记载,不知是死于王逵之手,还是周行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