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会新政】
“高平之战”中，刘崇历经千辛万苦，沉浸式玩儿了《人在囧途》剧本杀，狼狈逃回太原。年迈的刘崇经不起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回到太原就一病不起，于当年年底（11月）去世，临终前命次子刘承钧（长子刘赟早就被郭威所杀）袭位。
刘崇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骂他的人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同情他的人却夸他有情有义。
骂得最凶的是《旧五代史》（薛居正），这不难理解，因为薛居正同志生于后梁，后唐时进士及第，仕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在北宋时达到仕途巅峰，做到了宰相。这部《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太祖朝，当时北汉还未收复，屁股决定脑袋，他的政治立场可想而知。我们先来看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对刘崇的评价：
“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遣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
哪里是史官该有的客观评价，分明就是泼妇骂街。
所以在后来的《新五代史》（欧阳修）中，就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批评刘崇不以亡国为仇，而以杀子为仇，意思是当郭威灭后汉、骗他说要立他的儿子刘赟为新君时，他没有反抗，轻信了郭威从而失去了推翻郭威的最佳机会，而当郭威杀了刘赟之后，他才选择叛乱，终因失去时机而无法撼动中原，所以说刘崇“不以丧君为仇，而以杀子为仇”。
对此，欧阳修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首先，汉室（太后）已经下诏确立刘赟为新君，虽然这其中夹杂着郭威集团的阴谋，但迎请刘赟入汴、继承大统是合理合法的，刘崇当然没有理由出兵，否则刘崇就成了篡权夺位的“叛贼”，只有当郭威杀害刘赟，露出狐狸尾巴后，刘崇才有了反抗的理由。也就是说，刘崇不仅没有丢失“道义”，反而是传统道德、公序良俗、法律的卫道士。
其次，刘崇割据河东之后，“不为周屈”，无论国力对比是多么悬殊，北汉始终与后周势不两立，绝不妥协让步，就凭这一点，北汉就“异乎九国矣”。北汉是十国中实力最弱小的，却是斗争意志最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
最后，刘崇虽然称帝，但他至死不改国号、甚至不改年号，仍然沿用后汉隐帝刘承佑的“乾佑”，直到刘承钧袭位才改年号，且不立宗庙……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只是为后汉政权暂时保管皇权、延续汉室血脉。
刘崇称帝后，将爱将张元徽提拔为武宁军节度使，在授衔仪式上，刘崇身穿龙袍，文武百官皆穿礼服，现场旗帜飘扬，人们互相道贺，唯有刘崇脸上没有半点笑容，反而是一脸忧愁，他对张元徽说道：“朕以高祖之业、赟之冤，义不为郭公屈耳。期与公等勉力以复家国之仇！至于称帝一方，岂获已也。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邪？”
这是刘崇的真情告白。以区区弹丸河东反抗强大的中原，不是我不自量力，而是国仇家恨，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恢复汉室江山，割据称帝是一时权宜之计而已，我哪儿算什么天子啊，你们也别真把自己当节度使！
欧阳修总结道：“旻（刘崇）之志岂不可哀也哉！”刘崇确实挺不容易的，值得人们尊敬。
刘崇最大的污点不是割据称帝，而是投靠契丹。“汉奸”的骂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洗白的。
关于刘崇死亡的时间，史料存有分歧，有的说是后周显德二年（955）春天，有的说大约在冬季，《辽史》则记载说是955年11月。《周世宗实录》和《旧五代史》支持955年（乙卯）11月之说。于是后世的史书多采用这种说法，而王保衡在《晋阳见闻录》中却说刘崇是死于“高平之战”的那一年（954，甲寅），兵败后，刘崇忧劳成疾，于当年冬天病逝。
王保衡在北汉刘崇身边做官，北汉末年做到了中书舍人、翰林直学士，所以王保衡的《晋阳见闻录》才更具参考价值。于是《十国春秋》中就采用了王保衡的说法，而本书亦遵从此说，即刘崇死于954年11月。
另外一个证据，刘承钧三年除服后才改元，而刘承钧改元“天会”是在957年（丁巳），往前推三年，也正好是954年（甲寅）。至此，我们几乎可以完全确定，刘崇就是死于甲寅年的公元954年。
29岁的刘承钧袭位后，向辽国遣使告哀，以儿子自称，辽穆宗亦称他“儿皇帝”，夯实了父子之国的亲密关系。
刘承钧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前文详述过，柴荣在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后，乘胜包围太原，险些一鼓作气将北汉完全消灭。在契丹爸爸的及时相救之下，北汉才得以丝血逃生，苟延残喘。也正因此，刘崇才会惊惧忧愤而死，刘承钧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刘承钧的当务之急就是抱紧契丹爸爸的大腿，于是派使节请求给辽穆宗上尊号“天顺皇帝”，辽国不准。
除了抱紧契丹爹，刘承钧还积极寻求外援，与后蜀一拍即合，相约夹攻中原（后周）。
手忙脚乱地忙活了两三年，终于在公元957年稳住了阵脚。这一年，柴荣已经陷入到了“三征淮南”的拉锯战中，鏖战淮南，无暇北顾，刘承钧的危机暂时解除，于是正式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时代——天会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