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盐场和甘蔗园开辟了好几块，都是买来的和俘虏来的奴隶们负责照顾，他们没有工钱，只有吃喝的和工具的开销。
邢承恩在吃喝上没有克扣奴隶，这不春节到了还给他们发了糖酒和新衣服。
邢承恩也给了他们上升通道，做好三年可以恢复身份不再是奴隶了，当然只能成为二等贱户。
可就这项政策却让奴隶们看到了希望，这是他们认知里从来没有的事情，就算成了贱户也比奴隶强啊！
于是这些奴隶做事情很是负责且抱怨很少，总之内卷的厉害，邢承恩也乐的如此。
邢承恩对奴隶的使用秉着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有了就用，没有也可以。
不过何瑶因为人少的原因，好几次提出来买些奴隶来做事，照看农作物的事奴隶完全可行。
骆明也是同意买奴隶的，矿山里消耗大，就算有了蒸汽机的帮助，可还是需要人工的，而且是大量的。
军匠营的开支除了人工和材料，基本是赚钱的，白糖白酒香水这些不说了，武器卖的钱完全够装备项目组开支，可以说除了蒸汽机项目组是赔钱的，其他项目组都能养活自己。
所以在蒸汽拖拉机出来之前，李杰大匠多少都受到其他负责人的排挤和调侃。
人嘛，自己的利益少了自然会不满意，邢承恩作为上官他们不敢埋怨，只能把气撒在李杰身上，邢承恩在单位混也经历过，能理解。
所以这次蒸汽拖拉机出来邢承恩一定要重赏李杰大匠给其他人看看，什么叫一鸣惊人。
搞研发哪有不投入的，蒸汽机可是未来的主力啊！
要是按照赚钱多少论成绩，都经商了，那谁还种地？
要说目前亏钱大户是船厂，只进不出真真的耗钱耗人大户，可是军匠营没人敢笑话，大家都知道一旦造出船来，一艘船可是海量的利润。
船匠不说，一直就不够，配套的作坊更是随着大飞的开建人手告急，总之就是缺人。
新来的移民筛选过后能进去的都进去了，之后的才是种地等等的分流措施，就这都没把船厂填满。
它就像个永远吃不饱的饕餮一样，疯狂的吞人吞钱吞物资，好在还有三四个月就能看到产出了，真是不容易。
邢承恩也是来到这个时代才知道南宋的造船业很强大，不是后世理解的那个样子。
从春秋到明朝前期，中国的战船从江河走向大海，一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舵的发明，纵帆的发明，水密隔舱的发明，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的贡献。
为何明初能造出当时最先进的郑和宝船？
不是明朝人多么厉害，而是，他们有南宋时期留下来技术积累。
也就是说，南宋如果不灭亡，自然会搞出郑和宝船，有可能搞出风帆战列舰。
可是因为被蒙元所灭，这种进程被打断了，技术变革戛然而止。
风帆战列舰张成看得懂也知道怎么做，但是受限人手和材料，他才作罢，可是他一直想要造出来看看。
当时张成就说这种船对材料和船匠要求要高一些，各部门需要配合，暂时放一放吧，先解决琉求最需要的海船。
张成的意识非常清晰，先解决有没有，之后在解决强不强的问题，这和邢承恩的思路非常统一，人家是个大才。
之后张成的做法就是不让船坞空着，以后船匠培养的多了，每月下水一条船是基本目标，这样才能培养出大量的学徒和船匠，为风帆战列舰做人才培养。
当然每月下水一条船，这是邢承恩当初顺嘴一说的，没想到张成当了真，而且也是这么去做的。
龙骨快铺满船坞的时候，张成就让匠人又建了四个船坞，当时上报给邢承恩的时候，邢承恩同意了，龙骨要放置半年，安装船体四个月，不能让龙骨等船坞，继续建造吧。
船坞多，造船进度就能加快，生番威胁被解除之后，造船的重要性排在了第一位，甚至比军队的优先级还要高一些。
张成是那种典型的工科男，领导提出目标，他设计出方案执行完成，一丝不苟，不打半点折扣，邢承恩很喜欢这样的人才，可这种人在南宋混的很惨，不懂人情世故嘛！
所以还是要谢谢人家蔡鹏呢！
对了，这个蔡鹏什么时候把我要的玻璃大匠搞来，定金自己可是给出去了，过完年追一下他。
邢承恩准备的未来政府必须重视经济，自己要学习后世白头鹰的一些政策。
白头鹰的强大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值得自己学习，就是它讲经济，一心一意搞经济，二百年不动摇。
对政府的不信任，是白头鹰的祖先们从英国来的时候就随船带来的，世世代代植根于白头鹰人的血液之中，已根深蒂固。
其顽固程度，比二百年“坚持讲经济”还难以动摇。
所以，白头鹰的特点，宏观上是“讲经济”，因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微观上是“重市场”，因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不讲政治外交军事，因为不好算、不划算；不重政府，因为不爱算、不合算。
一句话，这个务实的民族，一切都要算算帐，算成本、算收益，划算则为，不划算则不为。
上至治国，下至经营，首先要过算帐这一关。
算天算地、精打细算的结果，才有了今日白头鹰的强大。
用“过日子”的方式治国，要学白头鹰。
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这个国家爱算帐，会算帐，凡事都要算一算成本和收益，划不划算。
成本低、收益高者，划算，则为也；成本高、收益低者，不划算，则不为也。
讲经济、重市场，是因为好计算。
不讲政治、外交、军事是因为不划算或根本算不清楚。
很多搞政治的、搞外交的、搞军事的、搞文化的，他们如何算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成本与收益，结果很难算清楚。
军事性价比是没法算的，但收益也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一看能不能唬住人（威慑），二看能不能打得赢。
在和平年代，主要是看能不能唬住人，因为没有多少真打的机会，除非自己有病，非要去作死露怯。
既唬不住人，又打不赢，军事的收益就是个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就是个赔钱的买卖，而且投入越多，赔得越惨。
比如毛熊没打小克的时候，毛熊不仅唬住了所有人，还被捧为外交、军事的楷模，一堆人和国争相效尤，崇拜得五体投地。
外交的性价比，是比较难算的。但收益，至少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朋友多了还是少了，国民和企业在外是更受欢迎了还是更被厌恶了。
外交者，交也。交友也，非交恶也，否则的话，就该改名叫外恶部了。
钱花了，国际环境却恶化了，你再怎么辩解，这钱也是赔了，不如不花；花得越多，赔得越多。外交的帐，要这样算。
当然南宋也讲经济，可惜成本控制不好，三冗把它拖垮了。
到了明朝就讲政治不讲经济，后边连军饷都发不出，经济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之乎者也搞不了经济，也搞不明白经济。
可惜啊，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只顾埋头读之乎者也，没心思去认真体察社会。
他们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显然严重脱离了生活生产实际。
谁说阶级对立发生在官和民之间?阶级对立，永远发生在食利者和劳动者之间，放在南宋，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后来南宋的陆游，对此就发表过不同意见:
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
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以司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于当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纯粹是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属于典型的，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到了明朝，依然有很多人用这样错误的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比如在讨论财产税等问题时，他们认为官家不会刀自己。
其实在皇帝眼里，地主一样是韭菜，说嘉靖不敢对沈一石动刀，不是笑话吗?
以后的执政官不懂经济就别来当官，光会之乎者也的去当老师去，不懂经济建设，地方怎么发展？你治下的百姓如何富裕？
后世总结巨大的财富增长，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
是先有市场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手工厂主改进机器设备，于是才有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的法门，连工业化本身，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带来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然后促进技术进步。
所谓搞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搞活市场，然后你就能看到明显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