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目录》序
作者：【宋】曾巩
刘向[1]所定《战国策》[2]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3]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4]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5]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6]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释：
[1]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撰成最早的目录《别录》。[2]《战国策》：书名，多记录战国策士的言行，保存史料较丰富。由刘向编定。[3]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与周文王、武王。[4]“卒至”句：苏秦为战国时纵横家，曾说六国合纵以抗秦；商鞅为法家，曾说秦孝公变法图强；孙膑为兵家，曾为齐谋击破魏军；吴起为兵家，曾为魏文侯将攻秦，任西河守；李斯为法家，曾助秦始皇统一六国。[5]寤：通“悟”。[6]放：抛弃。
赏析：
曾巩是欧阳修的乡后进，学习欧阳修为古文，深于儒术；文章以儒家思想为准绳，风格亦近于欧阳修，雍容平易，能穷尽事理。他曾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理、集贤校理，在校书方面颇多贡献。姚鼐认为“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矣”（《古文辞类纂序目》）。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可见一斑。
全篇分六段，首尾是有关《战国策》的校定等问题，中间四大段驳斥刘向肯定《战国策》救急作用的观点，实质是一篇议论文。
第一段叙述校定《战国策》的情况。因为校书都是进呈给皇帝的，所以自称为“臣”。《崇文总目》是在这以前（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尧臣等将皇家藏书编排的书目。那里称十一篇，所以曾巩说是“阙”。最后经过努力搜求整理，“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完是对缺说的，加个“复”字，是照应第一句刘向原书而说的。这段交代非常简洁，一目了然。目录之书，这是必要的条件。
第二段用“叙曰”领起自己对刘向《战国策序》的评论。文章分两层，先扬后抑。至“其说既美矣”，为第一层，欲抑先扬。刘向用了上千字叙述的内容，曾巩只用二三十字就能概括出它的主要精神，两篇对读，不能不佩服他行文的简洁。“卒以谓”以下是第二层，也是本文批评的重点。这是针对刘向最后一段话说的，先用十几个字概括刘向文章最后一段，然后加以判断：“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这一层是这段文章的主旨。先下结论，然后再行分析，写议论文常用这种方式，易引起人注意。
第三段以孔、孟来批评刘向。刘向自认为是信奉孔子之道的，所以用孔、孟和刘向对比，就更能看出“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的弱点。这一段分为三层，层层深入。至“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为第一层，从孔、孟所处的时代说到他们的坚持“独明先王之道”的理由。这一层先说当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不可能重新复旧。用来反引孔、孟“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的理由。这里已经暗示“法”和“道”的问题。“岂将强天下之主”，一个反诘，否定了刘向“度时君之所能行”的话。“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上一问是陪笔，这一句是正意。“而已”，说得非常肯定。所谓“先王之意”也就是“道”。这样自然地引到下一层，阐明二帝三王治国平天下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先用“固殊”、“固异”说明尧、舜、禹、汤、文、武治理天下本来都有不同的“法”，用来反衬“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这层主要意思。《礼记·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即指不变的“道”，“末”指可变的“法”。孔、孟“独明先王之道”，所以要简单而扼要地阐述一下“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然后仍然回到孔、孟身上：“二子之道，如是而已。”既肯定，又简练。“盖”字起为第三层，从“法”与“道”的关系，进一步阐明第二层的精神。这几句话是对孔、孟治国主张的辩证的概括，“不必尽同”顶上文的“其变固殊，其法固异”，“不可不一”顶上文的“未尝不同”。这几句话非常精湛，“此理之不易者也”，说明是规律。然后回到孔、孟坚持原则，“岂好为异论哉”，用反诘否定；“能勿苟而已矣”正面肯定。所谓“苟”就是指放弃原则，投机取巧。“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句，和上段结尾正相对照。这一段议论精湛，结构紧密，环环相生，而又能开合自如，是这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也看出曾巩“长于经术”的特点。
第四段直接批判战国游士的危害，说明必须坚持正道，这和上段紧密相联。第一句“战国之游士则不然”引起全段，说明和孔、孟相反。下面先分析他们的基本出发点：“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这和上段的“勿苟”正相反。“偷”就是“苟且”。接着用“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两句对他们的表现做出高度概括。“其相率”句起，说明“得不偿失”，亡国灭身的严重后果，然后说明“其为世之大祸明矣”，再慨叹“而俗犹莫之寤也”，又回到刘向身上。这是本段的一大层，从理论到实践批判战国游士的危害，表明其说不可从。“惟”字起是第二层和上一层对比，以申述第三段的论点，说明孔、孟等古之圣贤从来没有用游士之说来代替先王之道的，这样刘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的错误就不言自明了。从第二段到这里，一方面申述孔、孟之道，一方面批判《战国策》中所表现的思想的严重危害，以论证刘向文章中的错误态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危害如此严重，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搜集整理这部着作？下一段就设为问答之辞来解决这个疑问，并阐述对待这本书的正确态度。
第五段先以“或曰”提出问题，再用“对曰”阐明正确态度，不是“灭其籍”而是分析批判它的危害，使人知不可信从，然后又举《孟子》为证。这是一层，从道理上说“放而绝之，莫善于是”。下面再从史料价值说“固不可得而废也”，说明自己校定是必要的。
第六段和第一段相呼应，说明本书注本的存佚问题。
这篇文章议论正大，既有原则立场又有辩证态度；破得充分，立得牢靠，而语气从容不迫，以理服人。第五段谈到对待《战国策》之类有错误观点的史料书应该如何对待，在今天还有借鉴的价值。在曾子固文章中这算是上乘，《宋史》称其“本源《六经》”，这也是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