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书录
作者：【汉】刘向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1]，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2]四十馀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3]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4]，然其馀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5]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6]，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7]，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8]；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9]？”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10]，六卿分晋[11]，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12]。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13]；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4]。是以转相放效[15]，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16]，千乘之国五[17]，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18]，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19]，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20]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21]，生从横短长之说[22]，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23]，从则楚王[24]。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25]。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26]，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27]，据崤、函[28]之阻，跨陇、蜀[29]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30]，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谋诈之弊，终于[31]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2]。”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33]。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注释：
[1]辟雍泮宫：西周为天子所设的大学。《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同泮）宫。”辟雍“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蔡邕《明堂月令论》）。泮宫，古时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诗·鲁颂·泮水》郑玄笺）庠序：中国古代学校名。《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2]刑错（cu醋）：通“措”。《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集解》引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3]康：周康王姬钊。昭：康王之子昭王姬瑕。[4]“及春秋时”句：一般研究者认为，西周开始约当公元前1066年，于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进入春秋时代，二者相距尚不足四百年。此所云“四五百载”，或计算有出入；或以年代难考，约略计之而已。[5]五伯：即五霸，通行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6]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执政。叔向：羊舌氏，名肸，春秋时晋国大夫。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7]歌：赋诗言志。说：申说己意。聘：遣使聘问。觐：诸侯朝见天子。期会以相一：诸侯会见，以求意见一致。[8]有所耻：以其可耻而不为。[9]“孔子曰”二句：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里仁》。何有，有何困难之意。[10]田氏取齐：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周天子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诸侯。[11]六卿分晋：春秋晚期，晋国由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卿专权，时孔子尚在。[12]秦孝公：秦国国君，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即位之初，布恩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后用商鞅变法，国以富强。[13]篡盗之人，列为侯王：指赵、魏、韩及田和。[14]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指秦。[15]放效：即仿效。[16]万乘之国七：此指战国时之大国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17]千乘之国五：指七雄之外的鲁、宋、卫、郑、中山五国，至战国时尚存者。[18]不得施设。有谋之强：一本作“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设”谓军备及要塞之类，亦通。[19]连与：国与国之间结成同盟。交质：相互以亲属作抵押以取信对方。[20]孙卿：即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汉人避宣帝刘询嫌名讳，称为孙卿。[21]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六人均为战国时纵横家，《史记》皆有传，其事迹《战国策》都有记载。[22]生从横短长之说：生，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即“纵横”）短长之说起。”可参。故《战国策》亦称《短长书》。[23]横则秦帝：谓实行连横，可使秦国达成帝业。[24]从则楚王（wàng旺）：实行合纵，则楚便成为山东六国联合抗秦的领袖。[25]傧：通“摈”，排斥。[26]“不敢窥兵”句：《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27]四塞（sài赛）之固：谓国境四面险要。《史记·苏秦列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28]崤：崤山。函：函谷关。[29]陇：今甘肃兰州以东一带。蜀，今四川省。[30]六世：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烈：功绩。[31]终于：一本“于”作“无”。[32]“道之以政”六句：见《论语·为政》。这一段历来解说颇有分歧。兹采用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33]据时而为故：一本“为”字下有“画”字，“故”字属下句。
赏析：
刘向是我国第一位校雠学家。他将当时所有的各种书籍，逐一校对，成为定本。每一部书校完之后，都要写一篇文章介绍情况或加评论，奏上皇帝。后来把这些文章集成《别录》，可以说是我国古书的第一部“书目提要”。向死之后，儿子歆，继承父业，写成《七略》，后来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成为今存目录学最早的一部着作。当时外戚专权，刘向是汉的宗室，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上书匡谏皇帝，又把古代一些值得借鉴的小故事，编成《世说》（今佚）、《新序》《说苑》等书，希望人主能够有所警惕，但都无济于事。这篇文章是从《校战国策书录》节选的，有的选本就标为《战国策序》，前面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一节叙述校书经过，最后还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一句，因与文章议论无关，兹删去。
这篇叙按照时间的顺序写出从西周到秦末的变化过程，强调道德仁义等教化的作用，同时对战国谋士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全文分为五大段。
第一段从西周之兴盛，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分成三大层。从开始到“《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为第一层，写西周的极盛时期教化大行的效果。“下及康、昭之后”到“百姓得有所息”为第二层，写周室衰微之后，遗业余烈，流传久远。重点在写“春秋”时期，五伯及其以后，人心仍有所维系。这一层里文势有起有伏，多用排比。如后面的几个“有所”句式，表现周德的久远。“故孔子曰”起为第三层，引孔子的话为证明，说明以礼让为国的重要，而用“周之流化，岂不大哉”的赞叹语作结，表现出作者对周代教化的无限向往之情。
第二段自“及春秋之后”至“泯然道德绝矣”，写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动乱，强调废礼义用战争的祸害：“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可谓一字一泪，这和上一段“序人伦，正夫妇”那些话对比何等鲜明！作者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这一段在结构上是承上起下，有过渡作用。
第三段用“晚世益甚”紧承上文，写战国连横合纵“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虽有道德不得施设”，然后举出几个代表人物。因为这是这部书里所谓“策”的主要谋画者，所以先述大势，然后说明孟子、荀卿的事迹不见于《战国策》的原因。对这两人是虚写，是宾，陪衬出下面苏秦、张仪等主角。这是写战国时合纵连横的变化情况。这一段仍然是为引起下一段服务。
第四段写秦结束战国的分立而又迅速灭亡的教训，分四层。“然秦国势便形利”至“西向事秦”为第一层，强调秦国的“势便形利”，谋士趋风，势必统一。“是故始皇”起至“下邈三王”，写秦始皇统一后的倒行逆施。这一段的内容和贾谊《过秦论上》近似，可以对参。这是第二层。“二世愈甚”至“岂不远哉”为第三层，写二世迅速灭亡，见出“诈伪之弊”。下面为第四层，引孔子的话，强调为国必须注重礼义教化，否则必将自取灭亡，秦之败正是必然结果。这一段的内容和第一段紧相对照，那一段也是用孔子的话做总结，然后赞叹：“周之流化，岂不大哉！”这一段也用孔子的话作结论，但在前面有“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后面又说“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深致叹惜。这里虽未明说，但以秦为殷鉴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这是这篇序的中心部分。
最后一段是从前面的议论上翻转过来，强调这部书的“可喜”“可观”。先从“君德浅薄”说起，表明和西周盛世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强调这些“谋策者”不能不采用权谋。然后用“虽不可”句一抑，再用当时形势的特点加以肯定，“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虽不可”句，有些本子是这样读的：“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意思也通。作“临国教，化兵革”和第一段呼应更为紧密。这段文章重点在阐明这部书内容的可取之处，认为当时的君主不可能谈仁义道德，实行礼义教化，只能用这些权谋来临时救急。这和一、二两段提到孔子、孟、荀的说法是一致的。但其中“不得不”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会无别的治国之道。后来宋人曾巩就这一点加以批判。
这篇文章以时间为顺序，以周秦为对比，阐明孔子关于治国以德化的主张的深远意义，以便有国者作为殷鉴，用意是明白的。语言多用整齐排比的句法，介乎骈散之间，而从谋篇到造句处处用对照说明问题，很能发人深省。其中所论述的形势变化和贾谊的《过秦论》很相近，但刘文和贾文比起来，缺少那种磅礴奔泻的气势，却另有一种平心静气、冲溶浑厚的特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评说：“此文固不若《过秦论》之雄骏，然冲溶浑厚，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若《庄子》所谓‘木鸡’者，此境亦贾生所无也。”（《古文辞类纂》卷六）这个评论很能反映出两种文风的特点，对比来读，更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