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作者：【汉】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1]，汤有七年之旱[2]，而国亡捐瘠者[3]，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4]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5]，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6]；饥之于食，不待甘旨[7]；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8]，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9]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10]，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11]，亡逃者得轻资也[12]。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13]，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14]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15]。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16]；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17]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8]，日游都市，乘上之急[19]，所卖必倍[20]。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21]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2]；千里游敖[23]，冠盖相望[24]，乘坚策肥[25]，履丝曳缟[26]。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27]。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28]，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29]。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30]。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31]，复卒三人[32]。”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33]，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34]以上，乃复一人耳[35]，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36]。爵者，上之所擅[37]，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1]“故尧、禹”句：《尚书·尧典》、《史记·夏本纪》俱载尧时洪水滔天事。据载，尧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成，继由禹治理，故以尧、禹并称。[2]“汤有”句：据《说苑·君道》：“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3]亡（wu无）：通“无”，下同。捐：遗弃。瘠（zi字）：通“胔（zi资）”，未腐烂的尸体。[4]不避：不让，不次于。[5]地着（zhuo浊）：即土着，指定居在一地。[6]轻暖：指以裘皮或丝绵制作的衣服。[7]甘旨：指精美的食物。[8]务民于农桑：使百姓尽力于种田和养蚕。[9]上：指人君。[10]臧：通“藏”。[11]劝：鼓励。[12]亡逃：因犯法而逃亡。轻资：带着轻便的东西。[13]中人弗胜：中等体力的人不能胜任，指拿不动。[14]服役：从事于官府的劳役。[15]石：即“斛”。据《汉书·律历志》载，汉代量器“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16]“当具”三句：谓该当交纳赋税时，有粮的人不得不以半价贱卖，无粮的人不得不以加倍的利息以求借贷，买粮以应征。[17]责：通“债”。[18]操其奇赢：牟取暴利。[19]乘上之急：趁君主迫切需要之时。[20]所卖必倍：所卖出的价钱必定成倍提高。[21]仟伯：同“阡陌”，田间道路，此指土地。[22]倾：压倒，凌驾于其上。[23]敖：通“遨”。[24]冠盖相望：指商人一路上前后不绝。冠盖：原指仕宦者的官服和车盖，此处指商人。[25]乘坚：乘坐坚固的车辆。策肥：骑着肥壮的马。[26]履丝：穿着丝织的鞋。曳缟：拖着精细的丝织白绢衣服，古代衣裾长而拖地，故云。[27]“故俗之所贵”四句：谓一般人所尊敬的，正是国君所轻贱的商人，而官吏所鄙视的，却是法律所尊重的农民。[28]募：号令。入粟县官：将粮食缴纳给国家。汉以“县官”作为皇帝的代称，通指政府。[29]渫（xiè谢）：分散。[30]劝农功：鼓励人从事农业生产。[31]今令：现行法令。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32]复卒三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33]王者大用：治理天下最为需要之物。[34]五大夫：爵号，汉代侯以下分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等。[35]乃复一人：才免除一人的兵役。[36]骑马之功：指出车骑之功。[37]擅：专有。
赏析：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汉文帝的奏疏，也是西汉着名的政论文。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虐的秦朝，但继之以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或死于战乱，或流离他乡。面对着民生凋敝的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了罢兵归家、予以田宅、招纳流亡、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此后，惠帝、吕后亦承袭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农业继续发展，人民衣食渐得滋殖。文帝刘恒即位后，仍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重视农桑，他曾下诏令全免田租，使自耕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文帝长期实行减免田租赋税的政策，得益更多的是地主；与此同时，放松了山泽之禁，促进了商品流通，商人势力迅速加强。农业发展使粮价骤降，商业兴盛更令谷贱伤农，农民遭受侵蚀兼并之害，被迫卖田鬻子，相继破产流亡。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受到威胁，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频繁地南侵搔扰，秦汉时期更成为主要边患。秦始皇以构筑长城御敌，汉高祖转以“和亲”及开放关市来缓和侵扰。汉文帝沿用祖法，和亲之外，另厚加馈赠，但匈奴仍不断入塞侵犯，劫掠人畜，毁坏禾稼，甚至游骑逼近长安，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面对这样的形势，晁错深感殷鉴未远，忧心如焚，遂从“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晁错传》）的战略思想出发，继贾谊上《论积贮疏》后，再向文帝上疏。班固在《汉书》中将此疏分为两部分：“守边备塞”部分编入晁错本传，“劝农力本”部分载入《汉书·食货志》，后人将《食货志》中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上《论贵粟疏》的题目。尽管一疏二分，割裂了晁错的整体见解，但仍可见“贵粟”与“守边”的必然联系，仍可见他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真知灼见。
作为奏疏，既要充分陈述政见，又要考虑在指摘时弊同时不要冒犯皇帝，使皇帝能采纳意见。晁错从尊古意识出发，以古代的圣王业绩比照现实，正面提出重农贵粟之道。他指出，“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而“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原因何在呢？除“地有遗利”未尽其用外，更在于“民有馀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就“民贫，则奸邪生”作了逻辑严密的深入发掘，论述了不重农就不能保民的道理，从重农出发，正面提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的政策、方针。
在将历史与现实相对照，得出“贵粟”的结论，并阐述保民之理，正面提出重农的政策后，晁错又具体分析了“趋利”是民不归农的原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晁错的所见所论并不是我国固有的重农思想的泛泛之谈，而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据载，农业发展使粮价大跌，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馀钱”（《史记·律书》），商人竞相囤积居奇；与此同时，贱五谷而贵金玉成为时尚，危及“以食为天”的根本。汉高祖奉行“重租税以困辱”商人（《史记·平准书》）的政策，而现今的社会却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认为，由于商业发展带来了本末倒置的新问题，欲使国富法立，“方今之世，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并用“剥笋法”层层深入地指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在抓住了“贵粟”的关键后，他又提出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晁错看来，这是“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的好事：商人以囤积之粟输之国而受“出于口而亡穷”之爵，致使国库充足，粟贱伤农的情况可得以缓和，贫民的赋税亦可减少。由于“贵粟”的刺激，又必然使农民乐于耕种，以入粟于边使塞下足粮，这样，就能巩固国防，有效阻止匈奴南侵。
总之，贵粟使民务农，入粟以抑商固本，这对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农民处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入粟于边则可解决边防戍卒的粮食供给及运输耗费问题。由于“贵粟”与政治、经济、边防等国计民生大事相关，此疏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采纳了以粟买爵的建议。《论贵粟疏》对于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巩固政权，并造就着名的“文景之治”，确实起过较大的作用。
晁错上疏的目的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仍然难掩其关怀农民疾苦的真诚态度。他真实描绘了农民所受的徭役、耕种之苦，水旱、暴政之虐，以及卖田宅、鬻子孙偿债的惨状，并以商贾不事耕织，却获利丰厚、衣锦食肉、乘坚策肥、权倾官吏的情况相对照。即使他以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为根本，但这种正视现实的精神和关怀民瘼的态度，也不能不是作者改革政治的重要动因。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以“贵粟”为核心的一整套办法，终究难以成为一蹴而就，使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得益的“永动机”。“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的一举三得无法均衡实现，粟渫塞下不难，富人有爵甚易，但农民有钱只能是空话。如果说“入粟拜爵”是为了实现充实国库的目的，那么实施这一办法的结果非但未能抑制商人，反而导致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也是晁错所始料未及的。以“贵粟”劝农力本、加强边备这两大目标可暂时达到，阶级矛盾可得缓和，却无法消除。号称“智囊”的晁错开示的“医国”药方，未能治好封建王朝的痼疾，却酿成了自身的悲剧，他终于因建议“削藩”遭“清君侧”而被诛。这实在足可使人掩卷浩叹！
晁错是政治家，他指斥时弊，直抒政见，本无意为文，然而《论贵粟疏》仍有较高的艺术性。首先，作为政论文，它具有立论精辟、论述严密的特点。文中一开始，就以“为开其资财之道”立论，然后承此论点，将“今世”对照禹汤之世，指出现在“畜积未及”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农”，继而论述不农之害和重农保民之理，再转入明君应贵粟贱金之论。“开资财之道”有本末之辨，文章转而论述事“本”之农与事“末”之商，比较二者的苦乐，使重农抑商之意自显，在貌似旁涉之际加深了对“开资财之道”的理解。文章最后作了使民务农、务农在贵粟、贵粟在以粟为赏罚的论述，与“开资财之道”一意相承，论述层层深入，具体而又严密。结构也于严整中寓变化，不流于沉滞平板。其次，《论贵粟疏》为增强其论辩、说服力量，不是平实地就事论事，而是善作古今比况，综言利弊得失，在正反相较中显得有血有肉，文章风格流畅矫健。文中在古今相较之后，指出不农而导致畜积未及，然后通过先逆写、再顺写不农之害，论以重农保民，尤其是农民与商人的形象对比，更见重农抑商的重要。文中用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的对照，以明“贵五谷而贱金玉”之理，用农夫与商人的对照，以明贵贱逆转之理，都写得生动透辟。再次，文章使用了排比手法，且排比与对照、反衬结合，语言虽朴实无华，却不乏激切深刻的感情和汪洋恣肆的气势，这一特点在写农商对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