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
作者：【三国】诸葛亮
先帝虑汉、贼[1]不两立，王业不偏安[2]，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3]。故五月渡泸[4]，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5]，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6]，又务于东[7]，兵法乘劳[8]，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9]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10]，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11]，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12]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13]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14]，然困于南阳[15]，险于乌巢[16]，危于祁连[17]，逼于黎阳[18]，几败北山[19]，殆死潼关[20]，然后伪定[21]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22]不下，四越巢湖不成[23]，任用李服[24]而李服图之，委夏侯[25]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26]，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27]七十馀人，突将无前[28]。賨、叟、青羌[29]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30]，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31]，西取巴、蜀[32]，举兵北征，夏侯授首[33]，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34]，秭归蹉跌[35]，曹丕称帝[36]。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37]，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38]也。
注释：
[1]汉：蜀汉自称。贼：指曹魏。[2]偏安：指帝王不能统治全国，偏据一方以自安。[3]入南：指建兴三年（225）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4]泸：泸水，古水名，一名泸江水，指今雅砻江下流及金沙江会合雅砻江以后一段。[5]蜀都：指成都。[6]贼适疲于西：指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初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蜀。[7]又务于东：指建兴六年秋，东吴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事。[8]乘劳：趁敌军疲惫之机。[9]高帝：指汉高祖刘邦。[10]涉险被创：刘邦曾多次亲临战地，多次被困受伤。[11]良、平：张良、陈平，为刘邦的谋士和重臣。[12]刘繇（you由）：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后被袁绍逼至曲阿（今江苏丹阳），兴平二年（195）为孙策击败。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孙策率军渡江时，他兵败投降。[13]孙策：字伯符，孙坚之子，孙权之长兄。坚死后，策收拾残部依附袁术，兴平二年（195）渡江进据江东地区，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后遇刺身亡。[14]孙、吴：指春秋战国时的军事家孙武和吴起。[15]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进军宛城（汉时南阳郡治所，今河南南阳），张绣设计偷袭曹营，操中流矢，长子昂亡于战事。[16]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中，袁绍屯粮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兵多粮足，操军困乏危急，遂夜袭乌巢，焚其粮草，歼其主力，方转危为安。[17]危于祁连：事不详。据《通鉴》胡三省注，此祁连可能指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由祁山还邺途中，险为袁绍的将领审配所设伏兵射中。[18]逼于黎阳：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死，其子谭、尚固守黎阳（今河南鹤壁浚县东）。九月，操攻黎阳，连战不克。次年，操转攻邺，谭又引兵逼迫其后。[19]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刘争夺汉中，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军至阳平北山（今陕西汉中市勉县西），刘备因险拒守。操于五月引军还归长安。[20]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将北渡黄河，遇马超军，避于舟中，追骑沿岸射击，箭如雨下。脱险后，操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21]伪定：指曹氏统一北方，僭称国号。[22]昌霸，一称昌豨。建安四年（199），东海郡昌霸叛，郡县数万兵归附刘备。[23]四越巢湖不成：曹操驻合肥以重军，南隔巢湖，与驻屯濡须口的孙吴对峙，操始终未能越过巢湖。[24]李服：不详。据《通鉴》胡三省注：“李服，盖王服也。”建安四年（199），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衣带中密诏，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和刘备等合谋诛操。事泄，董、吴、王被杀。[25]夏侯：指夏侯渊，曹操的大将。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东征张鲁，留夏侯渊屯守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出兵汉中，夏侯渊被蜀将黄忠击杀。[26]汉中：郡名，治所在今南郑。[27]曲长、屯将：军队中的将领。[28]突将：冲锋突阵的勇将。无前：无敌。[29]賨（cong丛）叟、青羌：蜀军中少数民族的兵士。[30]败军于楚：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表。表死，子琮投降。操即追击刘备，于当阳长坂坡大败之。当阳古属楚地，故云。[31]东连吴、越：指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中刘备派诸葛亮至江东，与孙权联合抵御曹操。[32]西取巴、蜀：建安十六年（210）益州牧刘璋恐曹操袭己，听张松计，迎刘备入蜀。后备与璋有隙，刘备自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进击益州，诸葛亮、张飞等平定白帝、江州、江阳等地，刘备进围成都，璋出降，刘备遂占有巴蜀地区。[33]授首：被杀。事见注[25]。[34]“吴更”二句：赤壁之战后，刘备领荆州牧。建安十六年（210）刘备入蜀时，留关羽镇守荆州。刘备既得益州，孙权欲复得荆州，双方于建安二十年（215）议定共据荆州。二十四年（219），孙权乘关羽北攻曹魏时，袭击关羽后方，取江陵，掳其家属。关羽还军南下，途遭陆逊截击，羽及子平被杀，孙吴遂独占荆州。[35]秭归蹉跌：刘备忿恨孙吴袭击荆州，于章武元年（221）亲率步卒伐吴，破吴军于秭归（今属湖北）。次年，出夷道，为吴将陆逊以火攻败于虓（xiāo消）亭，刘备还秭归，收合残兵，驻屯白帝。蹉跌，失坠。[36]曹丕称帝：公元220年，曹操亡，其子丕废献帝自立，改国号为魏。[37]尽力：一作“尽瘁”。[38]逆睹：预料的意思。
赏析：
《后出师表》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同时又是一篇着作者有争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未见载于晋陈寿所进原编《诸葛亮集》，而出自三国时吴人张俨的《默记》（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后世颇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但历来仍将它视为《前出师表》的姐妹篇，宋司马光奉敕编集《资治通鉴》时亦将此表全文照录。而“鞠躬尽瘁（力），死而后已”二句，则成为诸葛亮为国事竭尽心力的千古名言。
细细玩味，前、后两表所依据的现实，所反映的问题，所喻指的对象，所论述的旨趣并不相同，于是在写法乃至风格上也就有明显的差别。
就写作年代而言，后表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与前表相距仅一年，但蜀汉帝国面临的形势却起了变化。一年前，正当诸葛亮率师第一次北伐中原。北伐是蜀汉的既定国策，事前又做过长时期的准备，所以对那次军事行动朝廷上下都无异言，而诸葛亮需要反复叮嘱的也只限于后方的巩固问题。可是，首次出征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在小有获胜之后，前锋马谡溃败于街亭，迫使蜀汉大军不得不放弃已占有的土地而退守汉中。事隔一年，而今又提出第二次北伐，自然会引起各方面的疑虑与质询。《后出师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因此，拿后表与前表相比较：前表的主题在内政，后表的重心则转到了军事方略；前表的说话对象是后主刘禅，后表的针对性则指向“议者”（持反对意见的人）。这也就决定了前表的基调是规劝和陈情，而后表则转变为论辩与驳难，其间当然也阐述了作者的正面见解。
由此可以领会后表在文章组织上的安排。它不像前表那样以劝谏和述志作为基本内容，却是从“破”与“立”两个方面来表述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全文的三段式结构：即立论、驳论、结论三个有机部分。
开篇立论，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实现。首先，以先帝的遗命，即蜀汉的既定国策为依据，揭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基本原则，证明出师北伐的必要性。这一基本原则不可能动摇，作者的论证就有了权威性，于是成为文章的大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停留于一般地演绎这个大前提，而是把它同具体的政治形势结合起来考察，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之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就使文章的立论摆脱了纯道义说教的迂腐色彩，建筑在审时度势的坚实基础上，体现了政治家文风的特色。接着，作者回顾自己受命以来的所作所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奉先帝之遗意”，进一步说明北伐的势在必行。而后，又对眼下曹魏政权两面受敌，“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的不利情况作了分析，力主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用兵进取。就这样，由远至近，一层层阐明了当前再次出师北伐的理由，为全文确立了基点。
光正面立论不够，还需要就“议者”的质询作出回答，于是转入驳论。驳论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即蜀国新败之后，再次伐魏，是否太担风险的问题。针对这一疑虑，文章一连举了六件事实进行辩驳，大致可归纳为三组。前两例属历史的事实。一是汉高祖刘邦，尽管他高明出众，谋臣精良，在创业过程中也仍然要“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二是汉末割据州郡的刘繇、王朗，只会“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冒险犯难，从事征战，结果为别人所兼并。两个事例一正一反，共同说明了举大业必须冒危难，不能“坐定天下”的道理，这是反驳的第一层次。中间两例举敌方的事实。先说曹操才智过人，善于用兵，但也经历了“困”、“险”、“危”、“逼”、“几败”、“殆死”等一连串磨难，始争得暂时的安定，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再说曹操素以能干着称，打仗亦多次遭受失败与挫折，自己又“何能必胜”。表面看来，这两个事例所包含的意思和前面差不多，实际上进了一层。前面只是一般地解说“危然后安”的道理，这里则显然针对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加以辨析，所以列举曹操困顿、挫败的情节不厌其详，并且处处联系自己作比较申述，这是反驳的第二层次。后面两例举我方的事实。从军事实力看，几十年间积聚起来的精兵良将，随着岁月的消逝将逐渐减损。再从经济实力看，迁延不决的战事造成“民穷兵疲”，攻与守“劳费正等”。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宜于速决，不宜持久，这更是决策北伐的重要根据。从一般道理说到具体战役，再到当前国情，六件事实不是漫然征引，而是构成逐层深入的系列，显示出谨严的逻辑性。前人评议这段文字“顿挫抑扬，反复辨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是有见地的。
立论、驳论皆已完成，至结论部分似可顺流而进，一锤定音了。可是，文章到这里却起了新的波澜。作者用“夫难平者，事也”一句感喟，引出深一层的反思。想当年，曹操削平群雄，以为天下大定，不料赤壁一战败于吴蜀联军，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又看蜀汉建国后，事业蒸蒸日上，更谁知荆州失守、伐吴败绩，几乎一蹶不振。由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凡事成败利钝，难以预计，自己唯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似乎是一个“低调”的结束语，和我们期望中的豪言壮词不那么一致，但联系作者一生在逆境中坚持奋斗，苦苦支撑大局的立身行事来看，则又是他实实在在的誓言，是他竭诚尽智报效国事的忠贞不贰的表白，所以能流传千古，使后人景仰不已。
总之，《后出师表》剀切务实，有为而发，立论远大，文风晓畅，与《前出师表》如出一辙。但由于论说的题旨不一，它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比如行文上不像前表那样娓娓陈说，舒卷自如，而显得辩难迭起，议论风发。这不仅使它在篇章结构上更为严密，更加条理分明，也使它在语言表达上更有气势，更见慷慨沉雄。尤其是驳论部分的六个“臣之未解”，但作反诘，不下按断，在整饬的布局中寓有疏宕激越之气，逐层地引向高峰，这种表现形式是《前出师表》所未曾见的。所以，如果我们将前表看作“理”和“情”的完美结合，那么，本文则更多地显现为“理”和“气”的统一，即在说理充分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