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作者：【宋】王安石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1]，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2]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辨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3]时，朝廷开方略之选[4]，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5]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6]，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佑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7]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铭曰：
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注释：
[1]余尝谱其世家：作者曾撰《许氏世谱》，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2]泰州：治海陵县，今江苏泰州市。主簿：掌文书簿籍，官物出纳，为县令的助理。[3]宝元：宋仁宗年号（1038—1040）。[4]方略之选：宋仁宗时的一种制举科目，即“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5]范文正公：范仲淹，谥文正。他在康定及庆历年间出镇陕西。郑文肃公：郑戬，谥文肃，曾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6]太庙斋郎：太常寺太庙令属官，掌奉宗庙诸陵墓的荐享事宜。许平庆历三年五月任此职。[7]真州扬子县：宋属淮南路，今江苏仪征县。
赏析：
一般的墓志铭，由于受墓主亲属的请托，或因墓主生前死后身分地位的贵显荣耀，往往多所称美揄扬，甚至流为“谀墓”之作。王安石这篇墓志铭，却写得很不一般化。它不但脱出了例多溢美的陈套，而且脱出了以叙述墓主生平行事为主的常规。文章借墓主的身世遭际，别出心裁地发了一通议论，充分表现了作者矫世抗俗、孤标独步的性格和对人生的独特看法。
开头平平叙起，交待墓主姓名、官爵，用笔简约。然后称扬其“友爱”，“卓荦不羁”，“善辨说”，有“智略”，勾画出一位有不平凡才智而又豪放不羁的士人形象。接着，于“当世大人”中举出范仲淹和郑戬，说明许平生前确曾受到名人显宦的器重与推荐。但这位“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的士人却困于下位，“不得一用其智能而卒”。总之，许平一生可以说是有才、得荐而未遇。作者用“噫！其可哀也已”的慨叹表达了对他的同情与悲悯。
在封建时代的士人中，像许平这样才而不遇的情况多得不可胜计。如果仅就怀才不遇着眼，这篇墓志铭便将成为毫无特色的熟滥文章。作者别开生面之处，在于就许平的遭遇生发出一段出人意料的人生感慨。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作者在第二段开头，突然撇开许平，举出另一种类型的士人。这是一种有自己独特思想、独立意志，敢于背离世俗，坚决按自己意志行事，不管遇到怎么样的讥笑困辱都毫不动摇的人，是作者奉为楷模的异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自己精神性格的写照。这种人没有普通人的那种平庸的人生追求，他们所期待的是后世的理解。在作者看来，这种人由于不趋世希时，因而他们不合于当时是必然的。紧接着，又掉转笔锋，指出那些有智谋才略、汲汲追求功名的人，他们窥测时势，随俗周旋，寻求机遇，但其中不遇者却也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他们主观上具有特出的才能，客观上也有用其才的需要，却“穷”而“辱”，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这后一类人，就是以许平为代表的追求当世功名的才士。作者并没有直接说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读者却自会引起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思考。在对照了以上这两种人的志趣遭遇以后，作者深有感慨地说：“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知”什么呢？大约应当包括对社会的不合理的认识，以及趋时者未必得遇的感慨。从这里看，上文的所谓“可哀”，就不单纯是哀其不遇，而且含有哀其看不透这个社会的意思。既然趋时者未必得遇，那么反不如离世异俗、独行其意了。这正是作者对举以上这两种人的深意所在。从表面上看，“离世异俗，独行其意”者是宾，“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者（包括许平在内）是主，但实际上作者却是要通过对后者遭遇的哀悯与思考，肯定前一种人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反主为宾，主宾易位了。
最后一小段铭文，可以看作全篇的总结。“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应首段贵人之荐举；“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对许平的“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表示哀悯，而对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始终不加点破，留下疑问让读者去长久地思索。铭文用韵处，“起”、“止”相接，隔了三句再用一“使”字收住，读来便觉声情相应，有如泣如诉之妙。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篇别具一格的墓志铭正是作者“求思之深”的又一生动例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的人生观在实践与深思中形成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