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民师书
作者：【宋】苏轼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1]，不敢复齿缙绅[2]。自还海北[3]，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4]，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5]，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6]。”又曰：“辞，达而已矣[7]。”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8]；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9]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10]？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1]，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12]。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13]。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14]，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15]，当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16]，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注释：
[1]坐废：因罪受贬。累年：多年。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至元符三年（1100）被赦还，南贬已达六年。[2]“不敢”句：谓不敢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与之交游。[3]“自还”句：指渡海北还。苏轼于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4]无一日之雅：语见《汉书·谷永传》，意谓素无交谊。雅，平素，引申为交往。[5]“倾盖”句：意谓一见如故。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语。倾盖，指途中偶然相遇，停车交谈，两个车盖相倚而倾斜。[6]“言之”二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7]辞，达而已矣：见《论语·卫灵公》。[8]系风捕影：风与影都没有实体，难以捕捉，用来比喻了解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很不容易。《汉书·郊祀志下》：“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9]雕虫篆刻：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这里用以比喻辞赋为小技。西汉童子学习的秦朝八种书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纤巧难学的两种。雕虫篆刻，是说雕琢虫书，篆写刻符，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10]“终身”三句：扬雄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命为是着述经传，苏轼认为这只是不用讲求音节的赋体而改用散文罢了，不能算作经传。[11]“屈原”三句：《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经》里有“变风”、“变雅”，所以苏轼说《离骚》是风雅之再变者。[12]“使贾谊”四句：扬雄《法言·吾子》：“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苏轼反对此说，认为应该给贾谊以较高的评价，不能因为他作过赋就贬低他，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升堂有馀，古人把学问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喻为“入门”、“升堂”、“入室”，升堂有馀是说快达到“入室”的造诣极高的境界了。[13]欧阳文忠公言：欧阳修《苏氏文集序》：“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此意苏轼曾多次引述，如《答刘沔都曹书》云：“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又《答毛滂书》：“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苏轼谓谢民师曰：“子之文如上等紫磨黄金。”又用以比人，如《答黄鲁直书》：“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又《太息一章送秦少章》：“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等等。本篇引欧阳修语，当只“文章如金玉”一喻，“市有定价”以下，是苏轼的引申发挥，故各篇措语多有不同。[14]惠力：寺名，一作慧力，在江西临江（今樟树市）县南二里。临江邻近谢氏家乡新淦，谢氏请苏轼为惠力寺法雨堂题额。《东坡经进文集事略》本“堂”后有“两”字。[15]临江：宋临江军，治所在今江西樟树市。新淦亦其属县。[16]峡山寺：在广东清远市清远峡。苏轼绍圣元年来惠州时曾游其地，有《题广州清远峡山寺》文。
赏析：
本文又题作《与谢民师推官书》。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颇有诗名，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充同榜登第，时称“四谢”。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海南遇赦北还，六月过海，十月至广州。当时谢民师任广州推官，曾携带诗文谒见苏轼，很得苏轼的赏识。苏轼离开广州后，谢民师多函候，本篇是苏轼行至广东清远写给谢民师的复信。
这封书信，开端陈述双方交谊，收尾答复对方请托，中间重点谈艺论文。苏轼晚年连遭远贬，历经坎坷，饱尝人事冷暖、世态炎凉，不愿轻易纳交官府中人。“不敢复齿缙绅”一语，话中有话，浸透了作者酸楚郁愤的情愫。他多年谪居岭海，如今遇赦北归，实乃意外之大幸，“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只一笔，写尽了大难不死者绝处逢生的真切体验。备受迫害与冷遇的苏轼，长期故旧星散、交游断绝，而素无往来的谢氏，却多次问讯、过往，情亲意厚，对方的殷殷相待，使苏轼感到“倾盖如故”。这段文字坦率地陈述了苏轼由保留观察到乐于纳交的复杂心理，与友人诚挚而亲切地交流了思想。收尾对谢氏求索墨迹作出恳切说明、答复，并将当下行踪告知友人，措辞简当而亲切。
书信的重点是阐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作者由赞扬谢民师的作品，发表了“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一段妙论，表达了自己崇尚平易自然文风的一贯主张。他自评其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这段话与信中所云可以互相参证，足见这种天然美的风格苏轼最为倾心，事实上也只有他的文章才达到了这种境界。崇尚天然美并不忽视文采。引用孔子的两段话，既强调重文，又强调达意。人或以为“止于达意”，“疑若不文”，苏轼把两者统一起来予以诠解，纠正了“辞达”只是语言表现问题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一要能“求物之妙”，即善于寻求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把握难以捕捉的生动意象；二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细致地观察、熟悉、认识、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三要“能了然于口与手”，即以准确而形象的语言予以生动的表现。只有如此，才叫“辞达”。辞而能达，便一定会很有文采了。他的解说，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物、意、言三者的关系，触及到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给孔子“辞达”说注入了新的意蕴。倡导辞达，自然反对故为艰深，故下文借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进一步阐述“行云流水”的境界和“辞达”的要求，并非在于形式，而首先取决于内容。正由于此，所以扬雄的终身雕篆，独变其音节，不足以称“经”；屈原作《离骚》，不能因为形近于赋而予以贬低。屈原的《离骚》上承风雅而加以变化，其成就可说光照日月；贾谊学力甚高，倘生当其时，何妨作孔子的“入室”弟子，而扬雄因为他写过赋就鄙视他，这是单从形式着眼，表明扬雄识度浅陋。这里经过对扬雄的驳议，更加深层地昭示了苏轼重天然、讲文采、反对故作艰涩的文学观。末引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所说的“斯文，金玉也”一句语意而加以发挥，作为收结，既回应上文，又表明未敢自是，体现了学界老宿谦谨自律和平等待人的良好学风。
与友人论文一段，先借称颂对方文风提出自己正面的风格理想和美学追求，次借诠解先哲名言阐述创作三昧，再以驳诘前人旧说申论自己的见解。行文中以“行云流水”喻文风的自然，以“系风捕影”喻把握创作兴会，以“精金美玉”喻文章佳妙，语言新颖生动，富有文采。《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说：“论文到精妙处，亦唯东坡能达。”正说明本篇论文臻于精妙之域，进入“辞达”之境，体现了苏文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