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翱文
作者：【宋】欧阳修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1]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2]，与翱无异；其馀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佑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注释：
[1]神尧：指唐高祖李渊，他的谥号为“神尧皇帝”。[2]贱远：指职位低微、被朝廷贬斥在远方的人。这里暗指范仲淹等。
赏析：
《读李翱文》是一篇读后感。李翱为中唐散文家、哲学家，韩愈的学生，在当时颇有文名。这篇文章是写读了李翱之文后的感想慨叹。清人林云铭说：“是篇虽赞李翱，却是借李翱作个引子，把自己一片忧时热肠血泪，向古人剖露挥洒耳。文之曲折感怆，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古文析义》二编卷七）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此文思想和艺术的特点。
文章借题发挥，用心良苦。它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其时，主张改革弊政的范仲淹因触怒宰相吕夷简而遭贬谪，朝臣纷纷论救，唯独谏官高若讷含糊不言，事后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氏，以为有罪当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信给高若讷，斥责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高把此信上奏给宋仁宗，欧阳修因此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这篇文章就是在赴夷陵途中写的，它的本意和侧重点并不在于评价李翱之文，而只是借着谈李翱的文章，赞李翱的为人，把自己当时对时世的忧念和对保守派阻挠革新的愤懑倾泄出来。
欧阳修的散文以委婉曲折、平易柔美着称。“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这种特色，在此文中表现得很典型。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鸜}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明代茅坤评得好：“其结胎全在感当时事上，归重于愤世。”（《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三十二）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能引起读者的深长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