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尾，长安城中人事变得越发繁忙起来。因为这是新朝第一个周年将尽，内外军政事宜都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从而实际的反应出过去一年的治政成效、人事功绩如何，所以朝中君臣全都专注于事，不敢马虎。
李泰旧年读史，常常看到史书褒扬某位皇帝勤政的时候，或会言其每天早起晚睡，不待鸡鸣便起床视事，动辄坚持数年乃至十数年之久。他对此还有些不信，总怀疑这描写的究竟是牛马还是皇帝
可是如今当他自己坐上这个位置，才明白史书相关的描写也并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无端揣测。起码就他自己而言，从年初登基至今，便几乎没怎么睡过懒觉，凌晨四点的长安大内，那真是看了又看。
身为一个帝王，对家国事务但凡稍具责任心，哪怕并不需要事必躬亲，但也免不了要总揽大局。
尤其古代封建统治这样一个体系，自上到下就会有一个层层放大的效果，官员们惯会从细微处揣度上意。有关这个话题比较着名的一个典故，便是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从一双象牙筷子见微知着的预知到帝王骄奢与权力失控。
以天下而奉一人，看起来是一件非常让人愉悦的事情。但懒惰与享乐是人的本能，天下奉一人的意思就是整个天下都在对其施加诱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会有人不畏险难险阻的将之实现，这种随心所欲给人带来的膨胀感简直难以言喻，也让许多人根本就无从抵抗。
尤其李泰还有着来自后世的诸多记忆，相对时流那是真的经多见广，真要享乐起来，想法就要多了无数倍。不说个人享乐方面的探索，单单忍耐将脑海中各种脱离现实基础的所谓社会改革在当下进行试验的念头，就让他辛苦不已。
中古时代乱世未已，社会生产力仍然很脆弱，想要推行什么深层的、触及社会根本的改革，过程中的凶险远不是单纯的武力镇压就能完全应付。一旦形势崩盘，那可就不只是把牛肉价格打下来，是把人肉价格打下来，但凡手里有把刀，出门就是自助餐。
所以过去一年里，李泰对自我的约束越发严格，无论是个人的生活习惯，还是管理军政事宜的行事风格，基本都是小心谨慎、三思后行。
在朝廷的行政构架和规令制度方面，基本上是沿袭南北朝一直以来的发展脉络，形成了三省六部与九寺五监并行的行政格局并逐步完善。
至于地方上权力结构，由于眼下乱世仍未完全结束，所以地方总管的权力仍然非常大。但是相对于原本南北朝那些刺史方伯，还是大有不同。
首先朝廷对于这些州郡方伯的任命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其次在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上，地方豪族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因为均田制的进一步规范执行、加上对于亡人游食的括户编籍，使得地方人事资源的控制逐渐集中到官府手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地方上的武力组织已经从豪强部曲、乡兵武装过渡到府兵军府。诸州军府的创建，让朝廷得以直接控制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同时这些武装力量又通过军功授田成为新兴的军功地主，构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有的地方府兵军府仍然没有创建完善起来，对于此类地界，李泰宁肯延缓对于当地的均田括户与制裁豪强，也不会在武力基础还未形成的前提下只通过单纯的行政手段去打击地方势力，仍然保留他们在地方上的种种特权。
武力虽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但却能够提供最大保障。尤其是在历经南北朝的动乱之后，许多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由战乱所促成的，既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的统一性，也不可忽略它们各自的独特性。
武力的滥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史上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所执行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能杀的杀、能迁的迁，几乎人为的造成了辽东的真空。
但这真空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随后东胡鲜卑诸部便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并一度成为乱华的主力军。而当鲜卑势力涌入中原地带时，高句丽又伺机而起，吞没了大半的辽东地区。
不能正视问题并且妥善的解决问题，所谓的杀光只是在为某些当下还不甚起眼的利益集团清场罢了，快刀斩乱麻固然爽快，但其后可能就要面对想上吊都没绳子的窘境。
从政权内部而言，足够的武力保障更大的作用，还是为了让那些代表问题存在的世族与地方豪强们不敢轻用武力，从而让问题有着更大的斡旋空间和解决方案。
如果说针对世族的特权限制和对豪强的乡势削弱还需要配合其他的政令，长期推行之后才可见成效，那么针对沙门的制裁则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且经典的案例。
入秋之后，河北诸州贡士考选授职完毕，凡所入贡之士皆无落选，或是供奉朝中，或是授任地方。而在结束了这一次的贡试之后，有预选事的祖珽得授祀部郎中，并获得了新的任事，那就是前往河北巡察佛道事宜，对于这些方外之士进行一个系统性的甄别。
当然由于北齐境内崇佛毁道，所以此行主要目的还是肃清沙门。祖珽抵达河北后，先用一个多月时间走访河北诸州那些中大型的寺庙，针对河北沙门现状进行了一个摸底，然后便又按照朝廷的指令返回邺城，召集境内一众僧侣加以经试，合格之后再授予度牒，成为朝廷承认的传经法师。
这套路自然还是因循针对关中沙门的那一套，但河北僧人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毕竟打也打不过，逃的话且不说脚程多远，逃往他方生活又能比得上留在河北
北齐崇佛侫佛，故而沙门整体也是泥沙俱下、素质低劣，想要纠错灭佛自然再简单不过。但沙门在北齐所占有的巨大的信仰份额却是不好处理，齐主高洋之所以崇佛灭道，固然是与其人信仰好恶有关，但也与北齐民情信仰密切相关。
历史上周武帝灭齐之后，虽然将灭佛的政策也推行到了河北，但到了第二年其人便去世，在河北僧侣上书恳求之下，继任的周宣帝便又下令恢复了河北佛教信仰。河北灭佛所持续的时间，只要一年多而已。
李泰对于沙门佛教的态度向来都是加强监管，而不是直接消灭。此番加强对河北沙门的管理，他也并没有将所有沙门都定为异端，而是在其中挑选出一批可以拉拢的对象出来，那就是河北的佛教律宗僧徒们。
所谓的律宗，便是研习和传持戒律作为自身的修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条条框框的规定来管住自己，做到真正的清心寡欲。这种修行方式倒是跟如今李泰对自我约束甚严的状态有些相通，但想想也知道必然不可能获得众僧侣的信仰和支持。
真正的律宗诞生于唐代，至于原因也很简单，随着天下统一、政权稳定，朝廷的力量越来越强，管制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和尚们如果不再自修戒律，可能就要面临一个肉身被超度的下场了，故而律宗成为当时佛门显宗。
不过如今律宗的前身也已经出现，这些僧侣们钻研佛门《四分律》，而《四分律》也是后世佛门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戒律，如今已有河北高僧慧光在四分律的基础上又撰《四分律疏》，传教于弟子，也是未来佛门律宗的学说基础。
因此在这一次邺城经试当中，除了对和尚们进行一个佛经的测试考评之外，《四分律疏》也成了考试的内容之一，经律一起进行考核。
由于慧光和尚早已去世，但其弟子门徒却仍在，对于朝廷将其传律钦定为官方律文，这些和尚也是深感荣耀，顿时便成为朝廷政令在河北最热情的支持者，为了这一场经试也是前后奔波、多方宣传。
但这却苦了其他的河北僧侣们，这些和尚之所以投身沙门，固然也有一定的信仰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利益的贪求，哪怕为了做个样子，佛经或许还会了解一二，勉强可以应付。
但除了极少数心怀虔诚者会研习戒律之外，谁又会对此深入钻研甚至河北相当一部分和尚，都根本没有听过《四分律疏》的名字，如今居然要作为考试内容，那自然是抓了瞎。
更要命的是，戒律不同于佛经还有着极大的自我理解和解读空间，每一条目都是清楚明白的写着僧尼们该要如何持戒、不能违反怎样的规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目了然，容不得敷衍糊弄。
所以一场经试进行下来，超过九成的和尚被直接剥夺了传法修行的资格。
当这一结果出出现的时候，整个河北自是群情哗然，和尚们固然不忿，但更广大的信徒民众们却是更加的愤慨不已，这些和尚高高在上、不事生产，每天看起来都在虔诚的诵经礼佛，结果到最后却连戒律都不懂，原来只是在糊弄老子们！
很多事情就怕摊开来摆明了看，这些和尚们固然掌握了大量虔诚信仰与社会资源，可是当他们被震慑得不敢动武作乱，需要遵从大唐律令规矩的时候，自然就有法子收拾他们。而当这最让人忌惮的民意基础被破坏之后，针对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管理，那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富得流油的河北沙门们又给新兴的大唐政权狠狠加了一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