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侦查员郑松柏、贾智星、周善宇查摸那辆摩托车的情况。
原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儿，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门一查，号码是查到了，但那辆摩托车已在半个月前报废，按照规定，车辆牌照也就自动作废了。
可是，这副报废的牌照怎么又出现了呢，而且正好挂在专案组正在调查的嫌疑人所骑的摩托车上？
根据车辆档案中的记载，那辆已报废摩托车的车主叫陶德旺。
侦查员先去了陶德旺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陶德旺已经死了。
半个余月前，他酒后驾驶那辆美国造猎狗牌摩托车在大八寺一带超速行驶，撞在路边大树上，当场死亡。
陶家是开汽车运输公司的，有七八辆卡车，获知消息后派了辆卡车去大八寺车祸现场，把陶德旺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撞坏了的摩托车运了回来。
那辆摩托车的受损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陶德旺的父亲看着就觉得心痛，干脆报废算数，让送到公司修车车间，把零部件拆下来放在仓库里，以便日后装配到其他车辆上使用。
摩托车送到公司后，工人发现前后牌照已不翼而飞，随即报告了陶老板，陶老板对此并不重视，车已经报废了嘛，牌照被窃又算什么呢？
没想到，这副失踪的牌照竟然出现在涉案者所骑的摩托车上了。
三个侦查员议了议，决定把车牌的问题先往旁边放一放，直接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属于何人。
这个主意在当时应该是个捷径。
初解放时的东海，机动车拥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别，其中的摩托车，特别是民间私人拥有的摩托车更是少得可怜。
据1949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各区加起来还不到两千辆，再扣除大约三分之一的三轮摩托，那也就不过千辆出头。
所以，如果直接盯着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特征调查的话，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这一番查下来，全市共有三十一辆宝蓝色摩托车，郑松柏便打电话问陈力胜目标所骑的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是否有什么特征。
像陈力胜这样一个直属华东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工作者，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记载中，是被称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种技能的高级特工。
不但精通无线电收发报和维修技术，而且擅长驾驶汽车、摩托车，熟知各种车辆的特征，这个问题难不倒他。
当下不假思索就说：“那是一辆雄狮牌，法国货，虽然是二战前生产的，再跑十五年也应该没问题。
至于特征嘛，让我想想……对了，车尾挡泥板上有一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
应该是美国贝尔p-39战斗机，就是被称为‘空中飞蛇’的那种。
法国厂商制造的摩托车当然不会装美国飞机模型，那肯定是车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独一无二的！”
当天夜间十时许，这辆全市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在南站区北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被发现。
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随即进行蹲守，一小时后，来取车子的车主被拿下。
接下来，该轮到侦查员郑松柏、贾智星、周善宇登场了。
这三人中，郑松柏被陈力胜指定为负责人。
郑松柏是京南人氏，三十挂零，1936年考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学校，招生简章上说是两年毕业，可未及毕业抗战就爆发了，不久京南沦陷，警校迁移武汉。
在武汉，郑松柏遇到了初中时教国文的胡老师。
胡老师是地下党，这时的关系已经划到“南办”，经其介绍，郑松柏加入了党组织。
稍后，就去了皖南新四军总部，抗战期间先后做过新四军军法、保卫工作，担任过股长，不久又被解除了职务——个中原因，他是后来才明白的。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苏北老区从事地方公安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郑松柏参加了华东局社会部在太苏宁阳举办的集训班，东海解放当日，就随部队以华东局社会部便衣人员的身份进城。
郑松柏出身京南富家，又上过国民党警校，当时是怀着满腔热忱加入革命队伍的，渐渐才发现，像他这种出身的干部经常会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长一职莫名其妙给撸了就是明证。
现在，郑松柏受命调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来路。
他先和贾智星、周善宇查看了那辆被扣的摩托车，核对了车牌号和车尾挡泥板上那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
然后对被扣人进行讯问。
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留着飞机头，身穿一看就是舶来品的浅绿色针织运动套装，足蹬美国“赛豹”轻便跑鞋，这是1949年夏秋东海滩有钱年轻人最时尚的装束，被称为“小开装”。
眼前这个“小开”名叫徐家恒，其父是在闸北开机修厂的资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徐小开。
据徐小开说，他骑的这辆摩托车是个名叫赵晓的朋友推来的。
说是受人之托，把这辆摩托暂时寄存到他家，过几天再来取。
徐家恒虽然年轻，但还是有点儿社会经验的，当时心里就产生了疑问：暂时寄存？什么意思？难道这辆摩托来路不正？
赵晓从他的眼光中察觉了这层意思，立刻做了解释，说这辆摩托车的主人，你可能听说过，那可不是寻常人物，而是沪东一带赫赫有名的“一跤头”！
徐家恒顿时肃然起敬。须知“一跤头”的名气不但在沪东，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响的，而且已经叫响好几个年头了。
不过，敬意归敬意，摩托的来路还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头”这样的人物，存放一辆摩托车难道还成问题？
怎么还东藏西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