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孙嘉淦早年家境贫寒。 [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随后担任翰林院检讨一职。
二、敢言直谏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谨慎和压抑的氛围，许多大臣因为惧怕触怒这位新君而选择沉默。雍正帝的性格复杂且难以捉摸，使得朝臣们在提出建议时尤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会招致不测。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嘉淦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
孙嘉淦上书雍正帝，建议他“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份奏折并非简单的政务建议，而是触及到了雍正帝统治理念的核心问题。首先，“亲近兄弟”暗指雍正帝应当改善与兄弟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其次，“停止纳捐”则是针对当时朝廷财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减少腐败现象；最后，“西北收兵”则是对雍正帝军事政策的一种挑战，主张停止在边疆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减轻百姓负担。
这样的直言不讳无疑触动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经，一时间，朝廷上下为之震惊。雍正帝起初愤怒异常，甚至准备严厉惩罚孙嘉淦。然而，辅臣朱轼的几句缓和之言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轼认为，孙嘉淦虽有狂妄之举，但却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胆识，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雍正帝的怒气。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后，非但没有惩罚孙嘉淦，反而对其表示赞赏，称自己也佩服其胆量。
这一举动展示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一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的忠言虽然刺耳，却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雍正帝决定召见孙嘉淦，并且提升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表明了对孙嘉淦能力和胆识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嘉淦逐渐在朝廷中站稳脚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孙嘉淦又被赋予了更重大的责任——署理顺天府尹。这个职位意味着他不仅要继续承担国子监的职责，还要管理京城周边的重要行政区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随着雍正帝的驾崩，乾隆皇帝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变动频繁，各路英才纷纷被启用，以图巩固新君的地位。在这场人事调整中，孙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诚与直谏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
九月，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这意味着他将参与到朝廷人事的选拔与考核之中，这对于确保官员队伍的廉洁高效至关重要。紧接着，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同时仍然保留着吏部侍郎的身份。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负责全国官吏的选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则是监督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可见乾隆帝对孙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后，孙嘉淦再次上疏，这一次他的奏折聚焦于君主的“三习一弊”。所谓“三习”，是指皇帝可能养成的三种不良习惯或倾向，而“一弊”则是指这些习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孙嘉淦的奏折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临的潜在问题，这是对皇帝个人品质和执政能力的一种提醒。这种敢于直陈 天 听 的精神，在当时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见的。乾隆帝看到孙嘉淦的奏折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其深感赞赏，认为孙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于担当的大臣。因此，孙嘉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孙嘉淦继续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有一次，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桩复杂的冤案，案件涉及多名当事人，案情扑朔迷离。之前，虽然朝廷已经派出了钦差前去调查，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面对这种情况，乾隆帝决定亲自任命孙嘉淦前往审理此案。孙嘉淦不负众望，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细致地审查了所有证据，并与涉案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最终查明了真相，纠正了冤情，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孙嘉淦再获提拔，升任吏部尚书，同时继续兼任刑部尚书的职务。同年九月，当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污渎职时，乾隆帝命令孙嘉淦和尚书讷亲共同前往审理此案。在孙嘉淦的主持下，调查组认真核查了所有相关材料，最终确认了朱藻的罪行，并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再一次证明了孙嘉淦的公正和高效。
四、心系百姓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因为他所管辖的是紧邻京师的重要地区，对于稳定地方秩序、保障京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直隶总督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治理才能，还需要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关乎民生的问题上。
在清朝初建之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尤其是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这项禁令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粮食被大量用于酿酒，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很多百姓因私自酿酒而获罪，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孙嘉淦上任后，深入民间考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认为这项禁令可能过于严苛，与民情不符。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孙嘉淦发现，酿造烧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农作物副产品，而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粮食作物。换句话说，这些原料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口粮供应，相反，如果允许适度酿酒，还可以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考虑，孙嘉淦上书朝廷，提出解除民间酿酒禁令的建议。他强调，适度放开酿酒限制并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反而有利于民生改善。孙嘉淦的奏折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的远见卓识。
清廷在收到孙嘉淦的奏折后，经过审慎的考量，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并最终解除了对民间酿酒的禁令。这一决策的实施，对于促进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酿酒行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农业种植、运输等行业，进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五、兴修水利
乾隆四年（1739年），孙嘉淦被赋予了直隶地区河务工作的重任，这表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河流众多，其中永定河是该地区一条重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当地农业灌溉，还直接影响到防洪减灾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孙嘉淦上任伊始，便将治理永定河作为首要任务。
在深入了解永定河的现状后，孙嘉淦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认为，应该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通过这种方法逐步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从而增强其排水功能。草坝是一种临时性的结构，通常由草捆或其他植物材料制成，用来减缓水流速度，帮助沉积物沉积，从而防止河道的进一步侵蚀。这一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显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河道状况。
同年，孙嘉淦与另一位官员顾琮一起亲自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仔细勘察了当地的河道以及河流汇合入海的情况。这次考察为后续制定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孙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在静海县的独流镇开挖一条引水河。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积，并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关键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孙嘉淦进一步上疏，详细阐述了综合治理直隶境内几条主要河流的具体办法。他提出的计划包括对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以及东白洋两淀进行全面治理。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施工，改善整个地区的水利条件，从而达到防洪、灌溉和航运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折后，不仅批准了孙嘉淦的提案，还特别嘉奖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时，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京述职，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过直隶地区时，与孙嘉淦共同协作，处理直隶河务工作。高斌的到来为孙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两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仅增强了河道的排水能力，还加强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设，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抗灾能力，减轻了洪水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苦难。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孙嘉淦从直隶总督的职位上调任为湖广总督。这一调动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责任，湖广地区同样是一个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经验又有魄力的官员来治理。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因为在处理谢济世案的过程中被认为包庇属下，处理不当，最终被革去了湖广总督的职务。这次事件对孙嘉淦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结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孙嘉淦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虽然这个职位相对低调，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朝廷对孙嘉淦能力的认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孙嘉淦再次获得晋升，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一职位让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监察体系的核心位置，负责监督百官的行为，确保朝廷的各项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执行。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孙嘉淦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考虑到他已经六十多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龄，他的请求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然而，孙嘉淦并未真正离开政坛。两年后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回到京城，入 值 上 书 房，这表明他在退居二线的同时，仍然在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乾隆十五年（1750年），孙嘉淦再次被重用，先是担任兵部侍郎，随后升任工部尚书，并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连串的晋升表明，尽管年事已高，但孙嘉淦的才能和经验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孙嘉淦达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巅峰，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这个职位不仅是对他多年忠诚服务国家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个人能力的高度认可。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而协办大学士则意味着他在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发言权。
然而，孙嘉淦的辉煌仕途并未持续太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在他去世后，被追赠谥号“文定”，这一谥号不仅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生廉洁奉公、敢于直言精神的赞扬。
结语
孙嘉淦的一生是清廉与忠诚的写照，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真理和公正。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直言不讳往往伴随着风险，但孙嘉淦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成为了清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直言名臣。他的事迹证明了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可能保持个人的道德底线，并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