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自门荫
荣禄的仕途始于他家族的深厚背景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满洲正白旗的一员，荣禄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家庭，这一身份本身就决定了他在清朝官僚体系中的起点要高于普通百姓。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这不仅意味着荣禄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权力中心。
荣禄的父亲长寿是一名军事将领，在道光年间就因为参与抵抗英国入侵者而在战场上崭露头角。然而，在荣禄的成长过程中，长寿却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牺牲，同时，荣禄的伯父也在同一场战争中阵亡。两位长辈的英勇事迹使得荣氏家族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评价，荣禄也因此获得了继承家族荣誉的机会。
根据当时的制度，荣禄作为战死官员的后代，得以通过门荫制度直接进入官场。门荫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继承制度，允许官宦之家的子弟因先辈功勋而获得相应的官职或待遇。因此，在1852年，荣禄被任命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是对他家族贡献的认可，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随后几年里，荣禄的官职不断晋升，从最初的观政到后来的主事、员外郎，最终成为户部银库员外郎。这一系列的升迁反映了清政府对荣禄及其家族的认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对于那些出身名门、有着显赫家族背景的人士来说，他们更容易获得高位。
然而，荣禄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家族的影响。学者戴海斌指出，荣禄虽然出身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但他并没有通过传统的科举途径来获得官职，而是更多地依靠自己在处理实际政务中的表现以及参与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来赢得提升的机会。尤其是在处理与财政相关的事务方面，荣禄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这使他在户部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二、武事与旗务
荣禄在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的仕途，是一个从低级官员逐步成长为重要军事及行政官员的过程。这一时期，荣禄经历了清朝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他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咸丰十年（1860年），荣禄卷入了户部官钱局案，这是一场涉及大量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导致了许多高级官员被罢免甚至遭到严惩。荣禄虽被牵连，但幸运的是，他并未因此而中断仕途。咸丰十一年（1861年），随着咸丰帝驾崩，荣禄因捐输军饷而被授予候补道的职位，并很快被委以神机营文案处翼长的重要职务。这一变化得益于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后者在辛酉政变后成为了荣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助力。
同治三年（1864年），荣禄担任神机营全营翼长，这标志着他在军事领域内的进一步提升。随后的一年，他受命带领部队镇压所谓的“马贼”，并在不久后获得了副都统衔，同时管理健锐营事务。这一时期，荣禄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所建树，还在管理军队日常训练和操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面对捻军威胁京师安全的情况，荣禄被指派协助恭亲王奕欣进行防御部署，并因此被提拔为左翼总兵。这次经历不仅加深了荣禄与恭亲王的关系，也为他在军事上的声誉增添了新的一页。此后，荣禄在军队中的地位愈发稳固，先后担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等多个要职。
除了在军事上的成就，荣禄也开始涉足更广泛的行政事务。同治十年（1871年）以后，他开始参与旗务管理，并担任过多个部门的侍郎职务，包括工部、户部和吏部。这些职务不仅让他熟悉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运作机制，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同治十三年（1874年），荣禄甚至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皇家的日常事务。
三、切磋与外放
光绪初年，荣禄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遭遇了职业上的低谷。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伏，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变化，也是当时复杂政治局势下的一个缩影。
光绪元年（1875年），荣禄被兼署步军统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务，负责京城的安全保卫工作。两年后，即光绪三年（1877年），他正式担任此职，显示了他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光绪四年（1878年），荣禄的官职再次跃升，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解除了工部尚书的职务，并辞去了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位。
光绪五年（1879年），荣禄因为在普祥峪定东陵工程中的贡献而获得嘉奖，但就在这一年，他主动申请离职。紧接着，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被指控受贿，遭受降职处分。此次事件不仅仅是个人名誉受损的问题，更是牵扯到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荣禄的失势，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当时，清朝内部存在着“南北之争”，即以沈桂芬为代表的南方官员与以李鸿藻为代表的北方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荣禄的处境恶化可能与此有关联。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内务府内部的权力争斗也是导致荣禄被排挤的原因之一。
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荣禄才得以摆脱之前的处分，重新获得朝廷的信任。然而，此次复出并非立即回到中央要职，而是被外放到地方任职。光绪十七年（1891年），荣禄被任命为西安将军，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但在当时却意味着远离权力核心。
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结识了董福祥，这位后来成为义和团运动中重要人物的将领。
四、甲午复起
在光绪二十年的动荡岁月里，甲午战争的烽火点燃了清朝的边疆，国家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场国难之际，恭亲王奕?慧眼识人，推荐荣禄复出，担任步军统领并会办军务。荣禄临危受命，迅速设立了巡防局，亲自督理五城团防，以强化京城的防御力量。同年，他还被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在国家的外交与内政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战事的持续，荣禄的才能与忠诚得到了朝廷的进一步认可。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他荣升兵部尚书，这一职位无疑是对他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的肯定。次年四月，荣禄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殊荣，其政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然而，荣禄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刚上任不久，他就遭遇了御史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事件。袁世凯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其改革军制的举措触动了某些保守势力的利益。荣禄被派往天津核实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深刻认识到编练新军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在调查结束后，荣禄不仅为袁世凯辩护，还高度评价了他的才能与努力，使得袁世凯得以免遭不白之冤。
在光绪二十三年，荣禄又积极参与了上驷院赃案的查核工作，展现了他公正无私的一面。同年十二月，他向朝廷提出了设立武备特科和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的建议，旨在培养更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以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此外，荣禄还主张广练兵团，以增强国家的防守能力。
五、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是清朝末年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这一年，光绪帝试图推行一系列旨在改革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新政措施，以期挽救日益衰落的清朝统治。然而，这些改革触及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最终引发了戊戌政变，导致了改革失败。
荣禄在这场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荣禄被任命为大学士，随后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荣禄的大学士殿阁定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正式担任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这一系列任命使得荣禄在中央和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他在政变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具体角色，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袁世凯的告密而得知了维新派的计划，并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然而，现代史学研究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向荣禄告密的关键人物很可能是杨崇伊，而不是袁世凯。杨崇伊当时意图投靠荣禄，以此获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变前夕，荣禄的确回到了京城，并与京城中的满洲权贵如庆王奕匡等人策划了此次行动。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大权，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如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决，而支持改革的光绪帝则被软禁。
荣禄本人对戊戌政变的看法可以从他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窥见一斑。他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增强军事实力和财政状况，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然而，他也意识到改变旧有的制度和习俗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来，新政如同给虚弱的身体注射猛药，虽然意图良好，但却可能加剧病情。
六、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政变后不久，荣禄便被授予军机大臣之职，并继续节制北洋各军。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练兵钦差大臣，赋予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等所部及北洋各军的权力。这表明荣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荣禄成功组建了武卫军，这支军队成为了清朝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随后，他还组织了武卫先锋军和其他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军事上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荣禄对于光绪帝的废立问题，从最初的犹豫转变为坚定的反对态度。这反映了荣禄在政局变动中的复杂立场。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从广东返回京城，并开始联合其他势力向荣禄施压。刚毅指责荣禄信任的苏元春，并试图通过批评荣禄涉嫌贪腐来削弱其影响力。此外，刚毅还推动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追责，导致慈禧罢免了廖寿恒的军机大臣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赵舒翘。这一系列举动动摇了荣禄所维持的政局平衡。
与此同时，刚毅等人还试图废除京师大学堂，但遭到了荣禄的坚决反对。荣禄不仅维护了京师大学堂的存在，还提议增设武备学堂，并得到了批准，显示出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积极态度。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荣禄支持李鸿章离京前往两广总督任上，以避免卷入更为复杂的宫廷斗争。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还是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即所谓的“大阿哥”，以应对废黜光绪帝的压力。
七、庚子之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迅速蔓延，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庚子之难，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荣禄扮演了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加剧，荣禄多次请求朝廷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并提出保护各国使馆的建议。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荣禄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明攻暗保”的策略。在围攻使馆的过程中，荣禄表面上参与了对使馆的攻击，但实际上却向使馆输送食品，并帮助使馆与外界保持通讯联系。这一策略反映了荣禄在危机时刻的审慎态度，以及他试图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离北京，荣禄被命令留在北京处理事务。北京陷落后，荣禄暂时驻留在保定，并在慈禧的命令下，被任命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与八国联军的谈判。与此同时，李鸿章奏请让荣禄返回“行在”，即慈禧太后避难的地方。这一举动既是为了通过荣禄影响慈禧的决策，也是为了保护荣禄，使其免于进一步的政治风险。
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荣禄奉诏前往西安行在。在此期间，荣禄面临着来自载漪、端王等人的排挤，这些人试图阻止荣禄前往行在，以便继续掌控朝政。然而，在东南督抚的帮助下，荣禄最终得以抵达行在。东南督抚们还试图为武卫中军围攻使馆的行为向列强进行辩护，希望减轻对荣禄的追究。
抵达西安后，荣禄重新掌握了枢密院的权力，但他的行动仍然受到慈禧太后的控制。荣禄在处理政务时倾向于保护载漪等人，这引起了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在这种复杂的权力格局中，《辛丑条约》的谈判逐渐展开，并最终达成协议。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去世，以及主战派贵族被圈禁，荣禄在晚清国势衰颓之际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
八、寿终京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乱后的中国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荣禄在这一时期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六月十日（7月25日），荣禄被任命为管理户部事务的大臣，这意味着他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承担起了更加重要的责任。
同年，荣禄支持了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变法主张。这一变法倡议旨在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官员试图通过现代化来挽救清朝统治的努力。荣禄的支持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变法的必要性。
十一月（1902年1月），随着两宫回銮，荣禄也随扈自西安返回北京。在此期间，他被加封为太子少保衔，并转任文华殿大学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荣禄正式定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八日（8月31日），荣禄的女儿瓜尔佳·幼兰与醇亲王载沣结为夫妻，这一婚姻是慈禧太后的安排。幼兰后来生下了宣统帝溥仪，这也使得荣禄与未来的皇帝有了亲属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然而，晚年的荣禄面临着健康问题和个人生活的不幸。由于疾病缠身，他时常需要请假休养，无法像以前那样积极参与朝政。庚子之乱后，武卫军的惨败，加上妻子和儿子的相继去世，给荣禄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这些个人悲剧使得他在处理政务时显得更加疲惫不堪。
荣禄在晚年受到了不少批评。他的办事效率低下，处理政务时往往拖延，且有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的嫌疑。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个人声誉，也让人们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了质疑。这可能是导致他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四日（4月11日），荣禄在北京家中逝世。他的遗折在去世当日被呈送给了朝廷。清廷在同一天追赠他为太傅，并赐予他“文忠”的谥号，晋封为一等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