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志听后，也是忙安慰任红昌道：“任姑娘莫要哭了，这里有一千铢钱，你先拿上。赶紧去把你父亲给安葬了吧！你如果实在是没地方可去，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暂住我的家里。我家就住这安业坊的贺宅内。”说着话，游志就又从王越那里拿了一千铢钱给任红昌。
游志给了任姑娘钱之后，也不多做停留。径直地和王越还有罗西尼走回了新买的贺宅内......
游志这么做，反而是勾起了任红昌内心的好奇。这任姑娘长得是天生丽质，由于实在是长得太漂亮了，所一路走来，那都是男的主动搭讪和垂涎于她。很少有像游志这么一本正经的君子。大家不要误会游志哈！他不是没有发现任姑娘的漂亮，而是游志来自后世，这整容和化妆的美女那是在电视上见过太多了。单从外表上来看，这任红昌还真没有现代的姑娘漂亮！
可是这东西就是要对比，才能显示出她的珍贵。这汉末的姑娘，平常大部分都是一些脸发黄或者黝黑，牙齿有牙垢，头发干枯，脸型一般的女子。这时代别说什么爽肤水，美白霜了，就是连瓶护肤霜都没有，那就跟别提面膜了！
这时代的姑娘，除非是天生基因就好。要不然，还真的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丑姑娘了。所以对比产生美！这任姑娘放在汉朝的丑姑娘堆里那自然就是美丽的了。如果要是任姑娘放在后世，那长相也只能算是中等偏上而已。所以单从外貌上来讲，任姑娘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了（同时代基因好的姑娘少，而且又没有化妆和整容的竞争。）
因此这才会导致一种错觉，感觉游志是个正人君子，没有垂涎任姑娘的美色。其实是这游志在后世，见得美女多了去，因此才会对任红昌姑娘不感冒而已！
游志把那罗西尼安排好住处好之后，又和王越从金市买了一些生活日用品。再次回来之后，这贺宅门口已经是挤满了人。
这些人也不是别人，正就是刚才游志花一百铢钱雇来的“乞丐侦探”。
只见这为首的一名乞丐模样的人俯首对着游志悄声地说道：“大善人，我们已经查看清楚了这秦寿的基本活动习性了。这秦寿是罗刹帮的一名掌事混混，他们帮平常在平城门三里外的官道边上盘踞着。那里有一座翡翠山庄，这座庄园就是他们日常集聚之地。每日这秦寿是必定会在关城门之前回到翡翠山庄。而其他地方就很随意了。或三五日去一次妓院，或二三日去一次赌坊，这些也都是说不定的事情！大善人，如果你要去劫他，最好就是在平城门二里的青松坡劫他，那个地方松林密布，而且人烟稀少......”
“嘿，你这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劫他......不要说出去啊！”游志略带惊讶地说道。
“这种事情，那当然是去劫他了。难道还请他吃席不成。放心吧大善人，我们不会说出去的！这秦寿平常没少欺负我们这块地方的百姓，您这么做也算是替天行道了，我们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说出去呢！”这乞丐也是同仇敌忾地说道，就感觉他已经是这替天行道的参与者一样。
“嗯，那你们就散了吧。以后还有事情再来找你们。”游志说完，又从王越那里拿了一百铢钱分给了这伙乞丐。
话不多叙，游志在贺宅用完饭再与王越交待一番之后，就带上自己的天流剑和神机弩直奔那平城门二里外的青松坡去了......
还真的别说，这青松坡确实是一个风高月黑之地，在此打家劫舍真是个不二之选的地方啊！也幸好这是挨着洛阳城，在这天子脚下情况还会好一点，要是放在一个偏僻的小城，估计这样的地方再加上腐败的朝廷，那是会发生无数起刑事案件的！不过这也是闲话了，我们书接正文。此时已经是临近傍晚时分，游志他反正也是吃饱了没事要消消食，于是就在这青松坡附近瞎溜达一下，这样顺便还能熟悉一下地形，到时好利用地形撤退什么的。
“呜呜...呜呜...父亲，女儿不孝啊！”松林不远处，一女子哭啼之声传到游志耳中。
游志感觉奇怪，于是顺着女子哭啼之声，寻找着声源。
“任姑娘！你怎么在这里？”游志来到任红昌身边，此时这任红昌正在焚烧着一樽架着无数木材的棺椁......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游志才知道。这任姑娘正在火化他父亲的遗体。按理说，这古代是实行土葬的。可是这任姑娘却跟他老父亲实行了火葬。在游志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任红昌的父亲是得了伤寒而死的！这伤寒也叫作瘟疫，那可是会传染的，因此本地亭长是不允许任红昌在本地给她父亲进行土葬的。
所以这任红昌没办法，只能把她父亲给火化了......
题外话：伤寒也叫瘟疫，意思即是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强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人把传染病、流行病都通称为“瘟疫”。由于古人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楚，所以都把它们统称为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中原地区的病都叫作瘟疫。
有关“伤寒”的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亡；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曹操《蒿里行》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和曹植《说疫气》记载“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都是对当时汉末瘟疫的描述。
就连当时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是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就是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也是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说：“余宗族索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东汉末年在短短的三十年间里，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共有十二次。在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那更是多达二十二次。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之后，中国的人口那是大量死亡。虽然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是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之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这人口竟然锐减达到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三国末期，其人口仅及汉代时期的十分之一啊！
如着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就是标致性的例子。当时曹丕还未称帝之时，与其中的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着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分别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像什么周瑜，鲁肃，吕蒙，黄忠，马超，夏侯惇，张辽，曹仁，甘宁等人好像在真实的历史里面也都是先后染了瘟疫而渐渐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