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三大营凡是被裁士兵，无论是去做工还是种地，均有安置，而且每人都发给了十两安家银子。
而没被裁下来的，则同样也发了十两银子做为犒赏。
一时间京营底层官兵举营欢庆，只有皇帝坐在宫中愁眉苦脸，最近这花钱花的实在是有些肉疼。
选秀女一事弄巧成拙，一件小事一下子花掉二十万两，都怪自己没筹划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现在裁减整编京师三大营，又花掉一百万两银子。
郭可阳自即位以来，最大的收入有四笔。
一是抄家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得现银六百八十三万余两，其他如田产、房屋、商铺、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人参、绸缎、皮张等根据市价折算约合白银三百七十一万余两。
二是发掘养心殿后的万历藏银，共得二百一十八万余两。
三是查抄秦王府，所得现银四百八十万两，田产、店铺、草场、山林等不算在内，还有各处仓库中的粮食、盐、茶叶、布匹绸缎、皮毛、牲畜等等，粗算可折合白银六十万两，总计五百四十万余两。
四是对周应秋一案行贿官员的罚银，史躬盛总共向内承运库上缴了二百一十七万两白银。
其他，有令徐应元抓赌，清剿赌场得银折合白银八十三万余两；最近查抄阳武侯薛濂、定西侯蒋维恭和伏羌伯毛承祚这三家勋贵得银一百万两有余。
总计内帑收入两千二百万一十二万余两。
支出也不少。
一是补发拖欠，对魏忠贤一党抄家后，手里有了银子，立刻补发了先前天启时历年拖欠的各省驻军及官吏工匠的欠饷欠俸，花掉二百一十万两银子。
二是拨给户部充实太仓，拨给的都是商铺、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人参、绸缎、皮张等抄家所得杂项，按照市价折算，约合白银一百二十余万两。
三是陕西赈灾，拨给洪承畴一百万两。
四是云南开采铜矿，拨给陆澄原一百万两。
五是修天启德陵，从内帑中支取80万两给工部。
六、澳门买红夷大炮、雇佣工匠洋兵，花掉近十万，其他如军器寺的前期各项投入、东厂、军情司的开支，加上对臣下林林总总的赏赐，又花去五十余万两。
七、组建近卫师及这次近卫师扩军，安家银子和之前的军饷装备等各种杂项花去近三十万两。
支出总计超过七百万两。
现在内帑中剩下一千五百万两。
看起来很多，实际上这些钱只是暂时保管在内承运库里而已，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最烧钱的便是近卫师！
近卫师以现在的规模，每年的军饷开支近六十万两，伙食费二十多万两，再加上军装被服，总计每年养兵就要花去近百万两银子。
此外还有武器装备的花费。
一把神武元年式燧发步枪加上三棱刺，就要十两银子，。
火枪兵的半身棉铁甲加上铁盔，一副要六两银子，
一万火枪兵就要十六万两。
而长矛兵的全身棉铁复合重甲加上铁盔、长矛，也要花费近十六两银子。
一万长矛兵又是十六万两。
现在两万余人的近卫师步兵装备就是三十二万两！
还要有炮兵。
根据孙元化的奏本上说，一门神武元年式五斤炮，需耗铜约六百五十斤，加上人工费、燃料费和良品率极低的原因（铸十得二三者，即能称为国手），每门炮光裸炮的平均造价就在五百两左右。
火炮还要配上炮架、马匹、弹药以及弹药车等，每门可战斗的神武元年式五斤炮便要花掉大约近千两两银子。
郭可阳打算将这种火炮先装备一百门，这就要花掉十万两白银。
未来还要造更大一号的十斤炮（弹重），花的钱更多。
近卫师每个团都有辎重营，每营二百多辆大车，马匹五百匹左右。
明末的马价在二十到五十两银子不等。大车可不便宜，做工好，结实耐用的大车甚至比一匹马都贵。一架大车加上两匹马就是一百五十两。
那么一个辎重营便要花费三万两！
现在编了四个近卫师，每师暂编两个团，共八个团，也就有至少八个辎重营，总花费就是二十四万两！
都说军队是巨型吞金兽，果然如此！
郭可阳即位之后，为了安抚陕西河南两省的百姓，缓和社会矛盾。免去了陕西三年田赋，河南一年田赋。
但是当地官吏和军队的开支，可是一文钱也免不了的。这些都要朝廷出，户部本就入不敷出，自然最后还是内帑出钱填补。
陕西还好，当初把查抄的秦王府田地、店铺、山林、草场等固定资产，都分给了陕西巡抚衙门，用于弥补开支。
但是河南就不行了，全部需要朝廷出钱供养，一年就要不少于四十万两。
同时，免去了这两省的赋税，则户部的收入也少了，就又需要内帑再出钱给户部进行弥补。
大明自天启朝以来，由于辽东战事频繁及修三大殿等开支浩大（天启修三大殿就花掉六百万两，就这据说还是省着修的）。造成财政便连年入不敷出，每年有近130万两银子的缺口（这里并不精确，有时多有时少，取了个均值）。
这每年一百三十万两的缺口咋办？
郭可阳肯定是不会选择加田赋的，那是嫌自己活得长了。大明是咋亡的？不就是因为崇祯一味地给老农民加税摊牌造成的！否则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哪里来的那么多支持者。
而加征商税想要有明显效果，便涉及到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行政执行力问题。
明代中后期，官员对商人士绅往往以“宽大”相待，甚至有一些官员以自己治理下的地方商税收的少，做为自己“宽仁施政”的义举而自得。
当然这种所谓的“宽大”后面，有多少官员与商人士绅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再加上吏治的腐败，倘若在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税务改革，只怕到地方上的执行层面，最后会变成一纸空文。
郭可阳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抓紧时间练出精兵，先把后金收拾老实，最起码要让皇太极不敢像崇祯时期那样，打入关劫掠的主意。
有名言道“攘外必先安内”。
但是在郭可阳看来，自己是“须先攘外才能安内”。
大明到了现在，各种积弊二百余年，你让朱元璋活过来，他休说一年两年，就是三年五年也解决不完。
很多事都烂到根儿上了，想要改过来那可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不是几道圣旨、几项命令就能改变的。
你国内还没整明白，皇太极就打过来了，“己巳之变”把整个京畿地区打得稀烂。同样烂了一地的，还有在百姓和各地方官，尤其是各地军头心中，大明朝廷原本不可侵犯的威严。
北京城下，因为袁崇焕被崇祯逮捕，祖大寿竟然敢置天子和京城安危于不顾，直接带兵跑出山海关，要回锦州去。
孙承宗派遣总兵马世龙带着圣旨和尚方剑劝他返回，祖大寿竟说什么“如果能赦免袁督师、再斩杀奸臣以安军心，且每兵发五两银子，则返回京师打建奴。”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朝廷要逮捕哪个文臣那是朝廷的事，你一个边关的武将就敢对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说三道四。
还要“斩奸臣”！敢问谁是你嘴里的奸臣？你祖大寿亏在兵不够多，你要是有像当年董卓那般势力，早就进京清君侧、行废立了吧！
最后还不忘趁机敲诈，向朝廷要银子。完全不顾现在皇太极正在京师周围肆虐，天子和京城处于极度危难之中。
可以说，祖大寿在明末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头，他公然抛下天子，带兵逃离战场，对朝廷的劝返又嚣张放肆至此。
祖大寿的行为，开启了明末有实力的武将敢于在危急关头公然忤逆中央朝廷的先例。这要放在明前期，或者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中央朝廷强盛的时代，祖大寿的九族都不够砍得。
但是崇祯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只因为他手里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强大武力，又能把这些军头怎么样？最后没办法了，甚至只能派人低三下四地求关在狱中的袁崇焕，让其写信劝服祖大寿服从朝廷。
这袁崇焕也是作精，刚开始竟然拒绝，后来又写信去劝，祖大寿才勉强给了朝廷面子。所以要是说袁崇焕和祖大寿之间没有文武暗相勾结，或者相互之间有所依靠，鬼都不信。
崇祯对祖大寿没有办法办法，只能下旨抚慰，好言相劝。
如果崇祯当时手里哪怕有两万能战的嫡系部队，你给祖大寿他十个胆子你看他敢！
祖大寿之事让天下的武将都看清了朝廷的虚弱，从此军头们都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只要自己手里有兵，朝廷不敢轻易把你怎么样。
反正朝廷手里没有自己的真家伙，就是靠着大明朝二百多年的法统传承在勉强维持而已。
自此，大明的虚弱无力彻底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所以，郭可阳一直极为坚定地认为，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打造出一支能打仗的嫡系部队，而后再给后金重大打击，防止“己巳之变”悲剧的重演。
这样除了能够减轻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震慑大明内部的军头们，看谁敢不听话，皇帝手里除了法统人心，更握着一支能够随时消灭你的武力。
对于给予后金重大一击这件事，郭可阳还是很有信心的。
就后金现在的那点儿人马，还有那点儿实力，说要给他们致命一击基本不可能。
但是只要能给其重大一击，就够了！
自后金崛起以来，基本上都是在进攻中无往不利。袁崇焕所谓的宁远大捷，还有什么炮击打死努尔哈赤，全当个故事听听，别当真。
后金一直都是处于攻势，大明一直都是守势。
只要能在对后金的局部战场上，发起主动进攻，并取得优势，哪怕是略微的优势，都将严重挫伤其进攻信心。
那么大明与后金之间的战略态势，便极大可能由防守和进攻，转变为双方的战略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