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西川（四川西部，治所成都）节度使杜元颖紧急奏报，南诏入寇！
南诏，是玄宗晚期崛起于云南一带的民族政权，由蒙舍部首领皮罗阁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立。
“南诏”的由来是因其前身“蒙舍诏”，位于六诏之南，故名南诏。建国以来一直与大唐关系紧密，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国运衰退，南诏开始与吐蕃眉来眼去，频频在边防制造事端。
德宗兴元二年（785年），名臣韦皋主政川蜀，南诏背离吐蕃重新归附大唐，西南边陲暂获安宁。
前宰相杜元颖因在穆宗时期决策失误，导致河朔之地再失，坐罪外任西川节度使。
他与同样曾免去相位，到地位任职的裴度、李绛、李德裕、牛僧孺等能臣不一样，是个只会动动笔杆子的“绣花枕头”，目光短浅毫无远见。
到任后，他自恃做过宰相，对西川的军政事务毫不上心。除了横征暴敛百姓、克扣将士衣粮，半点正事不干。致使西南守边将士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只能靠着闯进南诏国境，抢掠南诏民众为生。
蹊跷的是，南诏国民不但不为难他们，反倒为他们主动提供吃穿用度。如此一来，川蜀之地摆兵布阵的虚实动静都让南诏刺探的清清楚楚。
南诏弄栋节度使蒙嵯颠——南诏仿唐制，在境内设置了六个节度，弄栋为其中之一，位今云南姚安县北——见到大唐边防形同虚设，开始动了歪心思，欲图大举入侵。
西川边防州府得到消息，派人上报成都。面对如此严重的边境危机，杜元颖竟然不信，丝毫不做准备。
待到南诏发兵进入西川，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路通行无阻。一些西川边军竟还充当向导，领着南诏军队前行。没过多久，南诏接连攻陷巂（四川西昌）、戎（四川宜宾）二州。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诏的威逼下，杜元颖总算有了些许反应。率军在位于成都西南的邛州（四川邛崃）阻击南诏，一战之下，士气全无的唐军被打得大败，致使邛州失守，南诏乘胜兵临成都。无奈之下，杜元颖只得急报朝廷。
朝廷得知西川有难，当即就近用兵，诏令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兴元（亦称山南西道，位今川、甘、陕交界部分地区，治梁州，今陕西汉中）、荆南（湖北省中部，治荆州）三镇紧急动员，兵发西川救援。
十二月初一，又令距离稍远的鄂岳（治湖北武昌）、襄邓（今湖北襄阳、河南邓州）、陈许（河南周口、许昌）等军派兵增援。
十二月初三，任命东川节度使郭钊兼任西川节度使，赶赴成都，取代杜元颖接管西川事务。
郭钊是郭子仪之孙、郭暧与升平公主之子，敬宗、文宗的祖母郭太后是他亲妹。
郭家对大唐有再造之恩，家族地位无比显赫，文宗派他舅爷接管西川，无非是想利用他的身份震慑各方势力。
此时，蒙嵯颠已率军攻破成都外城，杜元颖带着一众残兵躲在内城苟延残喘。
十二月初六，诏贬杜元颖为邵州（湖南邵阳）刺史。
十二月十三，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统一指挥入川军队作战。
董重质与不久前平定沧景之乱的李佑一样来自淮西军，是淮西精锐“骡军”的统帅，作战骁勇异常。同样由名将李愬收降，归于大唐。
文宗把他派出来，恐怕也是手中最后一张牌了！只可惜历史没给他一展神勇的机会！
南诏兵进入成都外城并没有大肆抢掠，反倒发出告示安抚民众，在十多天的时间里秩序井然，百姓生活未受影响。
待到大唐前来支援的军队纷纷入川进逼成都，南诏开始撤离。临行前，他们露出獠牙，将成都外城洗劫一空，掠走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不仅如此，还掳掠走了数万男女及能工巧匠。
一路上，他们被南诏军队用刀枪逼迫着离开家乡，忧惧恐慌的情绪弥散在人群中。许多人趁看守不备投江自尽，水面上大量浮尸顺流飘浮而下，场面惨不忍睹。
蒙嵯颠亲自领兵断后，抵达大渡河时，他高声对着被掳掠来的蜀人说：“再往南走就是我南诏国了，允许你们在这里与家乡告别！”
众人号啕大哭，又有数千人跳水而死！
事后，蒙嵯颠遣使入朝，向文宗解释他的行为：“我们南诏一直履行藩属国替唐守边的职责，怎敢无故侵犯上国！只因西川节帅杜元颖不知体恤士卒，致使他们怀恨在心，竟要给我做向导，恳求我杀掉杜元颖。我这次未能如愿，希望陛下能将他处死，用以告慰西川将士。”
文宗对这说词简直哭笑不得，恼怒中再次把杜元颖贬为循州司马，并令董重质及各镇入川军队撤回本军归建。
十二月二十一日，郭钊抵达成都，与南诏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不得不说蒙嵯颠这招玩得实在聪明，不仅白白掳走大量人口、财物，还占了个帮助大唐诛除奸佞的理，真可谓得了便宜卖了乖！而且这次入侵，让他们对大唐的实力，以及蜀地山川走向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为下步的频繁进犯打好了基础！
在这一事件中，大唐无疑是受害方，吃了个大亏！然而，如果单就文宗处理此事的经过看，他全程表现尚可，冷静沉着、反应迅速，用人得当、调度合理，若是按百分制衡量，至少应得八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