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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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于屈原的《天问》《九歌》也是喜欢，认为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宋代洪兴祖论说《天问》之作：
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
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
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白话文的大意是：
洪兴祖非常赞赏《天问》，说此文道出了诸多亘古忧思，都只是好奇猜想推测发问，没有人真正的能说得清，道得明。
天地变化引人深思又非人的智慧所能把控；
天不会回答人的疑问的，天问也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罢了。
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人生起落，都可能不只是人为，而是天作。
孤独之人，或许不是孑然一身，还有上天在监察。
但《天问》只是问，没有回答；因为本也不期望有答案。
说是问，不如说是向天的祈祷，与天的交流。
人间太多纷扰，在地上理不出答案，或许问题的根源在已知的事物之外。
无处诉衷肠，向天话凄凉。
《天问》之后，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答疑之作《天对》。
用元气，阴，阳三位一体作为本源，开始给出一个所涉及问题的答案。
但明显的是个低分之作。
太史公读《天问》，悲气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对》，失其旨矣。
太史公的评价的意思是天问是人类悲歌，柳宗元的回答没有怜悯苍生的内容。
《天问》是问人间不平事的解决之道。
后又有唐代刘禹锡看柳宗元写的《天对》确实没有展现文学界，理学界，道家的学术成果，就写了《天论》：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
“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
刘禹锡这《天论》洋洋洒洒，确实发人深省，领会了屈原天问的主旨所在，阐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天论》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政治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存在形态，人生的意义及生活方向，方式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的刑罚与法，是合天理的，天经地义。
人在天道中，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如若凄惨悲哀来者背道而行，则不需要困惑，也不要同情。
《天问》是人本主义的，《天论》是道本主义的。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道就是神，道本主义就是神本主义的。
统治阶层看到社会统治不需要天道也可以达到眼前的目的，就鼓吹人本主义。
这是没有远见的，也是所有朝代都最多只能坚持数百年左右光景的原因。
因为看重人本过于道本，最后人的罪恶就会无所约束。人的欲望取代天道地位作为赏罚标准。
法也就没了公平。
没有公平的法越普越乱。
法家注定无法独领风骚，因为法本质上就是工具。
法体现的是人类离道的远近。
《天论》高明之处在于，不是简单的去回答那些无法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阐述自己对于天道比柳宗元更为优秀的理解。
刘禹锡的意思是：“但凡有形的东西都不是全能的。
“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万物之灵长。
“有些事天能干可人干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干可天干不了，所以说，天和人各有所长。
“天的规律是生养万物，它能使万物强壮，也能使万物衰弱；
“人不一样，人是依法治为核心的，要明辨是非。
......
\"人比天强在哪儿呢？就强在法。
“在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氛围里，是非明确，赏罚也明确。
“如果依法受赏，就算你已经高官厚禄不在乎那点儿小钱，你也理直气壮地接受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好事必然就要受赏；
“如果你做了坏事，就算是对你抄家灭门，你也得认，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必然就要受罚”。
刘禹锡的天是有形的。
或者说他把《天问》说不清的问题具体讲明白了。
尽管这只是他的理解。
他并没有探讨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回答遂古传道的问题，
但他传了他理解的道。
他传的道分为《天论》上中下三部分；
其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的天尽管有形，但里面含有自然天道在其中；
对于人而言，无法理解无形的事物，尽管有形化后就不能和无形的道完全等同，但这就是人类不能逾越的局限。
自然天道和神灵天道对应，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话，认识自然，掌握规律，就可以“天与人交相胜”。
比如小船不抗风浪，造大船就会好些。
至于后来儒家继续发展德治，发展人的伦理为人生幸福的根本的方向，其采用的道路却偏向礼治，礼治上升到礼法，变成礼制，其实有些是儒家没落的体现了；
就如后期的基督教只会讲些夫妻之道，男女相爱，而其他军政法理，社会发展，大是大非都插不上嘴一样。
诚然道德礼法也是法的一部分，就如婚姻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天问，是向生之道；
礼教，是取死之学。
因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起源与保障都在于天。
故天是人心灵终极安息之所，是欢喜快乐的动力之源。
道德，是约束，也是保障。
偏离天道的，是恶，是不法。
恶展现，法兴起。
法以明文揭示人的行为的对错。
当文明兴起，或者说有史以来，法就是累积递增的愈发庞大。
这是好事，说明有圭臬指导人生；
也是坏事，暗示人类罪恶增多。
进一步说，文明本就在罪恶之上兴起。这个具体说起来比《天问》还难。
简单的说，无为才是正道，有为已经堕落了。
那么懒人是不是符合无为而治呢？
懒人是指不劳而获，不是正道。
有些隐者反而是正道。
隐者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
风云考虑阴阳两隔，屈原现在未必对《天问》再感兴趣，也没有追问他这件事。
他作为矛盾的活人，还是停止不了思考。
人生是简单的，就是正直与乖僻，是否向天为公的选择。
人生也是复杂的，因为路上总是坑坑洼洼，或深渊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