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念的42天月子期尚未结束，顾知谨的满月宴也尚未举办，全国疫情却突然爆发。
因此，大家都被封在家里，除了偶尔的电话联系，都是各保各的命，谁也顾不上谁。
顾政南一直在家办公，直到顾知谨出生三个月之后才开始上班。
说是上班，其实主要还是去做志愿者，去自己所包的小区组织群众参与核酸检测，并确保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得到充分保障。
顾政南在转业回来后，凭借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在短短两年内迅速升至发改委的中层，目前担任重点项目办公室的股长。
身为一名中层干部及党员干部，顾政南在特殊时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责任。
由于顾政南接触的人很多，所以每次下班回来，苏念都是提心吊胆，担心孩子，担心顾政南。
为了保护家人，顾政南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回到家门前都会重复地喷洒酒精进行消毒，以此确保不将任何可能的病毒带回家。
苏念则更为小心翼翼，尽管疫情有所缓解，她仍旧不敢带着孩子外出半步。
然而，就在苏念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外界疫情突然加剧，使得原本打算聘请保姆的计划变得不再现实。
而且，疫情的反复无常，让一个外人进入自己家中的想法变得愈发不切实际。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苏念和顾政南都觉得难以接受。
考虑到顾知谨还很小，无论是谁照顾，他们都不放心。
于是，苏念在深思熟虑后，她倚靠在顾政南的怀里，眼中闪烁着坚定：“老公，我辞职吧，我在家带孩子。”
顾政南凝视着她的眼睛，轻轻地问：“你想好了？不后悔？”
苏念轻轻地点头：“想好了，我不后悔，不仅仅是为了孩子，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私心，因为我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我不愿意离开他，而且，现在的情况这么特殊，如果我为了工作而将知谨托付给外人照顾，一旦他的健康出现任何问题，我都会后悔一辈子，而工作，等他长大了，我还可以再找。”
随着疫情的越来越重，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连外卖服务都不得不暂停。
在顾政南上班的日子里，苏念开始尝试自己下厨，虽然起初手法生疏，但渐渐地，简单的家常饭也能做的来。
每次顾政南下班回来，都吃的津津有味，这让苏念不禁疑惑起来，她略带不确定地问：“我做的饭真的好吃吗？”
顾政南放下筷子，目光里充满了赞赏和鼓励：“当然好吃，你又不是没吃，你觉得不好吃？”
顾政南的肯定反倒让苏念产生了自我怀疑，她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顾知谨十分乖巧，他鲜少哭闹，日常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吃饱就睡，睡醒再吃。
等到苏念快该做饭的时候，他就睡了。
等苏念和顾政南吃完饭，洗好碗筷，他就醒了。
时间一晃两三年，夏天匆匆又秋天。
这三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苏念辞了工作。
樊畅的病越来越重，清醒的时间很少，每当清醒的时候，她就开始向外人诉说自己对苏念的种种不满。
犯病的时候，她的记忆又仅停留在得知大女儿去世那天及之前的时刻，每天像是一个悲情的叙述者，逢人便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委屈。
她会凝视着苏振民，困惑地问：“你年纪轻轻的，怎么看上去这么老？你是不是也在为咱们的女儿感到心痛？”
“一定是我上辈子做的恶事太多，所以老天就用这种方式惩罚我。”
“苏振民，我女儿的死就是因为你妈看护不利，你为什么不让她给我女儿偿命？”
……
樊畅犯病的时候，通常会在凌晨两三点，突然从床上跃起，然后急切地唤醒苏振民，拖着他去路边修补被雨水冲坏的道路。
在昏黄的路灯下，樊畅一边用铲子填补着破损的道路，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做功”还债，说自己的“业负”太重。
有时，樊畅会在苏振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打开他的抽屉，取出几张百元人民币，然后走到村口的大路上，将其随意撒在路中央。
当村里的人围观时，她会微笑着说，这是她为众生所作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希望能够带给百姓福祉。
樊畅的话语和行为显得很疯狂，但每一个话语和行为又透露出她曾经的痛苦和绝望，似乎又是她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表达。
苏安的工作三天两头的停工，所幸当初樊畅给了他不少钱，加上苏振民每个月给的一千五百元，也能勉强维持生存。
对于郭兰如何说服宁檬接受二胎的想法，宋智安一无所知。
但宁檬已经开始不断向宋智安提出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愿望。
宋智安皱着眉头，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不同意你的想法，我是担心你太累了。带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你是真心喜欢孩子，那我们可以考虑要二胎，但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受到旁人言论的影响。”
宁檬坚定地回答：“我确实喜爱孩子，也真心希望我们能儿女双全，但我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我现在就是想要二胎，无论下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满足，不会再有其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