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海洋文化、海洋测绘、海洋权益认识等。以下是对这些方面的详细阐述：
一、海洋文化
民国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南文昌等地，海洋文化得到了显着的发展。海南文昌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热带海洋与热带海岛性特色。这种文化形态体现在人们认识、把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涉海型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例如，海南文昌的海洋生活习俗和生产习俗中，体现了当地人民对海洋的依赖和热爱，如渔民出海捕鱼、海螺拾取、龙舟竞渡等习俗。同时，海洋信仰也是海南文昌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龙王信仰、水尾圣娘信仰等，这些信仰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海洋的敬畏和祈求。
二、海洋测绘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重视海洋测绘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海道测量机构。这一机构的成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无专门海洋测绘机构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海洋测绘装备技术落后，测绘技术人员缺乏，因此未能系统地开展海洋测量工作。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海洋测绘工作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对长江下游、甬江、赣江、鄱阳湖、瓯江、闽江、珠江等江湖进行了测量，并出版了一些航海图和江河图。这些成果为后来的海洋测绘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海洋权益认识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海洋权益的认识逐渐加深。一方面，西方海洋法的“领海”观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讨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海疆理念也深入人心，甚至在民国政府文件中也有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民众开始意识到海洋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加强了对海洋权益的维护。例如，民国政府曾确定领海界限为三海里，并在外交交涉中积极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此外，中国还通过绘制南海断续线地图等方式，明确了在南海的海洋权益范围。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在海洋文化、海洋测绘和海洋权益认识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内涵，也为中国后来的海洋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洋文化在民国时期展现出了独特的多元性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具体表现如下：
一、海洋开发与资源利用
渔业与盐业：民国时期，海南等沿海地区的渔业和盐业继续得到发展。据《海南通史》（民国卷）记载，崖县（今天的三亚）的海鱼产量高，肉质鲜美，如鱼翅、鱿鱼、鲍鱼等都是崖县的特产，每年出口量巨大。同时，盐业也是沿海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
特殊资源开发：在南海诸岛，如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人们开始开发磷矿、海草、螺贝、棕树、鸟粪等资源。虽然由于世局混乱，这些资源的开发并未形成规模，但鸟粪资源的开发尤其值得关注。 鸟粪通过长时间的风化可形成磷酸盐矿，成为优质肥料，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海洋生活与习俗
海洋生活习俗：沿海地区的人民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活习俗，如渔民出海捕鱼、海螺拾取、龙舟竞渡等。这些习俗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海洋的依赖和热爱，也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
节日习俗：在节日习俗中，海洋文化也得到了体现。例如，文昌县的节序中有“三月清明，拜坟添土、剪荆棘。爆谷花以验所宜种，裂多者多种之。争拾海中长尾螺，熟而吮之以明目”等习俗，这些都与海洋紧密相关。
三、海洋信仰与宗教
龙王信仰：在海南等沿海地区，龙王信仰深入人心。龙王庙作为祭祀龙王的场所，在各地广泛分布。这些庙宇不仅是当地人民祈求风调雨顺、出海平安的重要场所，也是海洋信仰的重要载体。
天后信仰：天后（妈祖）信仰在沿海地区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天后庙作为祭祀天后的场所，在各地随处可见。天后信仰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海洋的敬畏和祈求，也促进了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其他海洋信仰：除了龙王信仰和天后信仰外，沿海地区还存在其他海洋信仰，如水尾圣娘信仰等。这些信仰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信仰体系。
四、海洋文学与艺术
海洋文学创作：民国时期，一些文人开始关注海洋并创作海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海洋的壮丽景色和渔民的生活状态，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洋的热爱和敬畏之情。
涉海诗词与摩崖石刻：在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记录了不少涉海诗词和摩崖石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海洋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平，也为后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综上所述，海洋文化在民国时期表现出了独特的多元性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从海洋开发与资源利用到海洋生活与习俗、从海洋信仰与宗教到海洋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展现出了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海洋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渔业、盐业以及其他海洋资源如磷矿、鸟粪等方面。以下是一些着名的海洋资源及其开发情况：
一、渔业资源
海南渔业：
高产鱼类：崖县（今天的三亚）的海鱼产量极高，如鱼翅、鱿鱼、鲍鱼等都是崖县的特产。这些鱼类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大量出口到广东的江门、陈村以及高州、雷州一带，甚至远销香港。
消费习惯：海南本岛对鱼的消费量极大，咸鱼的消费量占90%左右。
江苏沿海地区渔业：
转型发展：江苏地区作为鱼米之乡，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民国时期，江苏地区海洋渔业经历了从传统家庭捕捞向联合协同捕捞、从帆船张网捞捕向机轮手操拖网捞捕的转变。
政策与法规：渔业政策开始吸纳西方的先进经验，逐步法律化，各项渔业法规不断细化，专业的渔业管理指导机构也相应而生。
二、盐业资源
盐场分布：民国时期海南各地共有十大盐场，包括崖县盐场、昌江盐场、感恩盐场等。其中，崖县的莺歌海盐场、儋县的新英港盐场以及崖县的头灶村盐场最为着名，这些盐场不仅供应食用盐，还以供应化学原料为主。
生产方法：盐的生产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包括盐田晒盐法、晒水煮煎盐、沙漏晒盐法、漏水淋煮盐四种。以晒水盐田的产量最多，占总产量的90%以上。
三、其他海洋资源
磷矿与鸟粪：
开发情况：民国时期，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磷矿和鸟粪资源得到了初步开发。鸟粪通过长时间的风化可形成磷酸盐矿，成为一种优质肥料。中国南海千百年累积下来的鸟粪资源，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
经济价值：瑙鲁（南太平洋一个岛国）曾因卖鸟粪而成为世界人均Gdp第二的富裕国家，可见鸟粪资源的经济价值之高。
海洋植物与动物：
食用资源：如紫菜、石花菜等海洋植物以及鲸鱼、鲨鱼等海洋动物，不仅被当地人民用作食物来源，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艺术观赏性：如鹦鹉螺、紫贝等海洋资源还具有艺术观赏性，被用于制作工艺品或装饰品。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渔业、盐业以及其他如磷矿、鸟粪等海洋资源上。这些资源的开发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限制，这些资源的开发并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体系。
广东在民国时期的渔业法规制定，是伴随着近代渔业管理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而进行的。以下是对该时期广东渔业法规制定情况的概述：
一、渔业管理机构的设立
中央层面：
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渔业管理，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例如，农林部下设水产局，专门负责渔业管理。随着行政机构的调整，水产局后来并入渔牧司，其职能范围也扩展到行政、渔政、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监督检验、科技和财务等各个方面。
地方层面：
广东省作为沿海大省，渔业资源丰富，因此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渔业管理。广东省农林局设立了水产系，专门负责渔业资源的调查和管理工作。此外，还成立了渔业建设指导机构，如渔业建设委员会等，负责渔业建设的规划和指导。
二、渔业法规的制定
中央法规的颁布：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渔业法规，如《渔业法》等。这些法规为地方渔业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指导原则。
地方法规的制定：
广东省在遵循中央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渔业法规。这些法规涵盖了渔业资源的保护、渔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渔业市场的监管等多个方面。
例如，广东省农林局制定了渔业登记制度，对渔船和渔民进行登记管理；同时，还制定了渔业捕捞规定，对捕捞时间、捕捞方式、捕捞量等进行了限制和规范。
三、渔业法规的实施
加强执法力度：
为了确保渔业法规的有效实施，广东省加强了渔业执法力度。成立了专门的渔业执法机构，如渔政所等，负责渔业法规的监督和执行。同时，还加强了与海军、边防等部门的合作，共同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开展宣传教育：
广东省还注重渔业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渔民普及渔业法规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
四、渔业法规的修订和完善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广东省不断对渔业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例如，根据渔业资源的变化情况和捕捞技术的进步情况，适时调整捕捞规定和捕捞量限制等。
借鉴国际经验：
在修订和完善渔业法规的过程中，广东省还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学习国外的渔业管理制度和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本省的渔业管理法规。
综上所述，广东在民国时期的渔业法规制定是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通过设立专门的渔业管理机构、制定地方性渔业法规、加强执法力度和宣传教育以及不断修订和完善法规等措施，广东省在渔业管理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这些经验和做法对于今天的渔业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广东渔业法规与民国时期的渔业法规在多个方面存在异同。以下是对两者异同点的详细分析：
异同点
相同点
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现代，广东渔业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旨在保护渔业资源、规范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管理机构的设立：
两个时期都设立了专门的渔业管理机构来负责渔业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例如，民国时期设立了水产局或渔牧司等机构，而现代则设立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
法规内容的广泛性：
两个时期的渔业法规都涵盖了渔业资源的保护、渔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渔业市场的监管等多个方面。
不同点
法规体系的完善程度：
民国时期：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渔业法规，但整体上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空白和漏洞。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也有限。
现代：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渔业管理的不断完善，现代广东渔业法规体系更加完善、系统。法规内容更加全面、具体，涵盖了渔业生产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同时，执法力度和效果也得到了显着提升。
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和监督。
现代：管理手段更加现代化、科技化。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等手段对渔业资源进行监测和管理；采用现代化的渔船和捕捞设备进行渔业生产等。这些现代化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渔业管理的效率和精度。
法规内容的创新性：
民国时期：法规内容相对保守，主要借鉴了国外的渔业管理经验和做法。
现代：在继承传统渔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新和探索。例如，在渔业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休渔制度和渔业资源配额制度；在渔业生产组织方面，鼓励渔民成立渔业合作社或渔业协会等组织形式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等。这些创新性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合作的加强：
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国际合作相对较少。
现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渔业合作的不断加强，现代广东渔业法规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和合作。例如，积极参与国际渔业组织和国际渔业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渔业合作和交流等。这些国际合作措施有助于提升广东渔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现代广东渔业法规与民国时期的渔业法规在目标、管理机构设立和法规内容广泛性等方面存在相同点；但在法规体系的完善程度、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法规内容的创新性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则存在显着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渔业管理水平和法治建设水平的不同特点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