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前进到角尖，只有攻打新的城池。艰难但吉利，没有灾难，坚持下去遗憾。
前进到了最顶端，就像山登绝顶，看起来很荣耀，其实很危险：虽然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往四周看全是下坡路。
好比一位将军，连年征战，军功累累，已到了功高不赏的地步。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要么学习李靖，到另外一个战场继续戎马倥偬，开疆拓土，直到打不动了为止。要么学习郭子仪，谦逊低调而不居功自傲。
当然，这句爻辞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为将的自保之道，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凡事做到极致，就要开辟新赛道，千万不能固步自封。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不仅为学如此，做人，做事，做企业，治理国家，莫不如此。
甘露之变，是南衙北司之争中，朝官集团继二王八司马事件后的又一次惨败。而且这一次败得更加彻底。
从此以后，宦官们如惊弓之鸟般警惕和防范朝官。他们自觉地抱团取暖，牢牢地掌握着唐朝军政大权，“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变乱后的第一次早朝，朝廷百官每人只允许带一名随从上朝。而道路两侧有禁军手持刀枪，防卫森严。由于宰相和御史大夫已被杀光，无人领衔的朝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唐文宗彻底沦为傀儡，被逼着命人起草诏书，将“甘露之变”定性为“李训之乱”，昭告天下。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书省、门下省官员上朝之时都要与家人挥泪辞别。因为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被杀。
诡异的是，无论是皇帝、朝臣还是宦官，都保持着基本的沉默和克制。
除了宦官的态度更加嚣张，文武百官换了不少新面孔，皇帝依然端坐龙椅，朝臣依然按部就班，宦官没有继续滥杀无辜，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一切也似乎全都变了。
唐文宗的一腔雄心壮志已化作泡影，从此意志消沉懒理朝政。在形同软禁的后期帝王岁月中，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问朝臣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大臣答曰：陛下乃尧舜之主也。
唐文宗喟然长叹，说自己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和汉献帝都不如，又怎敢比前代圣君尧舜？
说罢君臣相视痛哭流涕。
从此以后，唐文宗不再临朝。
公元839年10月，唐文宗下旨，册立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只不过尚未来得及举行册封典礼，唐文宗便在一次宴席上忧思成疾，不能下床了。
在那场宴席上，一对父子表演了一个爬杆子的杂技。小孩爬上杆头，父亲则在底下来回的转圈，时刻警惕儿子掉下来。唐文宗触景生情，流泪说道：“我贵为天子，却保全不了自己的儿子。”因而伤心过度，旧病复发。
陈王李成美是唐敬宗的幼子，而唐文宗自己的儿子李永早已经死了。
公元832年，李永被立为皇太子。这孩子很有其祖父的风采，喜欢出游玩乐，不爱学习。反对者抓住把柄，开始向唐文宗诋毁李永。
这些反对者不包括宦官。
宦官们并不在意谁是太子。无论太子是谁都没用，因为将来谁当皇帝，皇帝说了不算，太子说了也不算，他们说了才算。
坏话听得多了，唐文宗便起了废立太子的打算。群臣听说要废太子，赶紧上奏请皇帝再给一次机会，毕竟太子关乎国本，不能轻言废立。
见群臣纷纷劝谏，唐文宗便歇了废太子的心思，只是杀了他身边的一些人以儆效尤。
李永莫名其妙遭受了一次打击，心情郁闷难言，而且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痛快地玩耍了。公元838年，突然暴毙于宫中。
李永之死存在很多疑点。正史对其死因讳莫如深，但很难说他不是被人害死的，而且未必不是出于唐文宗默许。
唐文宗病情迅速加重，公元840年正月初一，李昂唤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和宰相杨嗣复、李珏，命他们辅助太子监国。
当年，唐文宗驾崩。
四位托孤大臣打算奉李成美监国，但是神策军指挥使仇士良及鱼弘志不答应。
他们直接颁发伪诏，同时派兵拥立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颍王李炎（814年7月-846年4月）为帝，是为唐武宗。
至于太子，暂时还是李成美的。反正他很快就要被赐死，没必要劳心费神改来改去。
唐武宗即位后，仇士良升任骠骑大将军，封爵楚国公，鱼弘志则封爵韩国公，实封三百户。
仇士良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但他显然不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悄悄降临。在唐武宗面前，他不仅毫无顾忌地指手画脚，且对唐武宗所宠信的人，肆无忌惮地想杀就杀，想贬就贬。
唐武宗此时年近三旬，心智已相当成熟，他喜怒不形于色，任其胡作非为。
登基之初，唐武宗只做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将李德裕召回长安拜相，重启了几近废置的中书省。
中书省一旦发挥作用，便意味着宦官的权力被削弱。仇士良于是决定鼓动禁军闹事，以铲除李德裕。
这一次唐武宗没有惯着他，果断派人到神策军中宣旨，只用只言片语便挫败了他的阴谋。
接下来的故事，仇士良很熟悉。唐武宗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为升迁，实则剥夺了他对禁军的控制权。
仇士良被迫称病致仕。
事实证明，作为依附皇权而存在的群体，大部分宦官都是纸老虎，前提是皇帝要足够强大。
在宦官们为他举办的送行宴上，仇士良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要让他沉溺于宴乐，没时间管别的事情。千万不要让他读书，更不要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会知晓前朝兴亡，从而疏斥我辈。”
不足旬月，仇士良死于家中。
翌年，有人举报他的家中私藏数千件兵器。唐武宗下诏削其官爵，抄了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