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走正道，王公听从，利用其为依据迁都。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迁都。在易经成书以前，殷商王朝因为黄河改道多次迁都，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盘庚迁殷。周王朝至少经历过一次迁都，周平王将王都从长安迁至洛阳，成为东西二周的分水岭。
这里借用商周迁都的故事，来形容做大事、作重要抉择之时要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坚持走正道。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王小波起义则喊出“均贫富”，宋江起义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为起义找到合法性依据，以赢得百姓拥护。
历史上，帝王出兵征伐之前总要写一篇檄文，罗列敌人的罪名，强调自己是惩恶扬善、吊民伐罪，这同样是为了师出有名。
所以，我们要做大事，要获得上级和同事的支持，就需要打报告，给出正确恰当的理由，同时坚定不移做正确的事。
如果只会一门心思搞歪门邪道，成就不了大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拜蔡京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支持新党而打击旧党。宋徽宗亲撰《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石于端礼门外，昭告天下。碑中所列元佑党人，生者或被罢官或被贬谪，死者被褫夺功名。且党人子弟不得擅自进京，不得在朝为官，不得与皇族通婚，这等于剥夺了其子孙后代进取仕途的权利。
为进一步消除元佑党人的影响，蔡京用了非常阴毒的一招：诏令天下尽数销毁他们的书信文章，并禁止民间诵读传播。这一招要是成功，苏东坡流传至今的诗词文章至少要少一半。
幸好，苏东坡的诗词早已风靡天下，想要禁毁不是一件容易事。据传朝廷为禁止他的文章，一度将赏钱提高到八十万钱。但是禁令越严厉，民间传播越厉害，人们甚至相互攀比，以收藏数量更多为荣。
为保全苏东坡留下的文化遗产，梁师成找到宋徽宗求情。他跪倒在地涕泪交加：“先臣何罪？”先父有什么罪过，要禁止他的文章呢？
善于观言察色、逢迎圣意的梁师成，居然能为苏东坡做到如此地步，应不只是为抬高身价而冒充私生子这么简单了。如果只是一个冒牌货，他有必要冒着忤逆皇帝的风险，拿前途打赌来为苏东坡求情吗？
而且他不只为其求情，还苦苦说服宋徽宗下令，允许苏东坡的文章重新流传于世。
这是有史可载，梁师成难得的一次走正道、做好事。然而，他救得了苏东坡的文章，却救不了宋代文学的沉沦。
按常理来说，宋徽宗和蔡京似乎不该对苏东坡赶尽杀绝。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蔡京的父亲蔡准也在杭州为官，两人关系相当密切。苏轼曾与他诗酒吟唱，作诗《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中有诗句云：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蔡京比苏东坡小十岁左右，当时担任钱塘尉。大约因父亲蔡准牵线搭桥，两人以书法相交，共同研究过唐代书法家徐季海的书法。有这么一份交情在，蔡京虽然在立场上偏向改革派的新党，却不必非要置苏东坡于死地。只可惜世事多变，人心难测，狡诈寡恩的蔡京还是举起了屠刀。
宋徽宗是有名的书画皇帝，书画造诣极深。苏东坡客死他乡时，宋徽宗刚刚登基不久，年不过二十岁，没有证据证明他与苏轼有过直接交往。事实上宋徽宗还是亲王时，为避嫌计，不大可能与朝廷大臣私相来往。但两人有一定的渊源。
宋徽宗有一个相交莫逆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王诜也是苏东坡的至交好友。相传太尉高俅原本是苏东坡的小秘书，他为人乖巧，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苏东坡外放出京时，把他推荐给了王诜。因为擅长蹴鞠，他被端王看中并纳为门客，最后官至太尉。高俅这人在水浒传中是大大的奸臣，但在历史上却不然，只能算才具平平，不配其位。
在书法上，宋徽宗受黄庭坚的影响很大，曾称赞“黄书如抱道足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他爱屋及乌，曾派人找到黄庭坚，暗示他只要和苏东坡划清界限，就可以官复原职。
黄庭坚的回答是：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东坡以超凡的才能和号召力为宋代诗、词、书、画、文章的风格及走向定下了基调，而宋徽宗对北宋书画艺术的贡献也不遑多让。
他独创的瘦金体开创了书坛的一大流派，且将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地位。宋徽宗统治时期，成立了翰林书画院，将绘画列为科举入仕的一种途径。
相传有一次宋徽宗踏春归来，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中举行了一次画考。其中有一幅画构思极为巧妙，画中没有花，却有几只蝴蝶绕马蹄翩翩飞舞，令无形的花香跃然纸上，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主题，从而一举拔得头筹。
还有一次，他以“深山藏古寺”为题来开画考。有一个幅画既没画深山，也没画古寺，只画了一条没入云层的幽长石径，和一个在山脚溪边打水的和尚，画有尽而意无穷，富含诗情画意的绝妙意境。
在他的提倡下，这种以诗词为题的美术考试，极大刺激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
宋徽宗还是《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位收藏者。张择端完成这幅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第一个进献给了宋徽宗。他在画卷上欣然亲笔题下“清明上河图”五个大字。
然而，宋徽宗对书画艺术的贡献，抵消不了他对北宋文学的摧残。他虽然勉强守住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却突破了崇文抑武的多条底线。
元佑党籍碑囊括了当时文坛的大半壁江山，使得新旧党争从政见之争演变成了思想、文化观念之争。随着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人先后离世，北宋文坛百花凋零，在中国封建帝制中盛极一时的文化盛世从此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