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名叫黄春生。咋听这名字，以为是个男人，但又确实是我外婆的名字。从没有人喊过她的真名，舅舅舅妈喊她“妈妈”。我妈妈和两个姨妈也喊她“妈妈”，我和弟弟妹妹喊她外婆，舅舅的孩子我的表弟表妹们喊她“婆婆”。就连外公嘴里也没叫过她的名字，而是称她为“您哩”，而她也喊外公“您哩”，我从未听到他们两位老人之间称呼过对方的名字，一声“您哩”的招呼伴随了他们的一生。黄春生的名字只在生产队的花名册上见过，从未听人叫过，因为生产队里的人都习惯称她为“婆婆”。
过去，浏阳人喜欢做油纸伞和织夏布，而织夏布的原料是苎麻。小的时候到外公外婆家里，只要是苎麻收割季节，总会看到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外婆系着围裙，一手拿着刮刀，一手拿着刚割回来的苎麻，随着“咔”的一声，苎麻的表层被外婆十分熟练地剥离掉了，露出洁白如雪的苎麻片。再经过浸泡漂洗晒干，收藏备用或者卖给别人。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干这种活的女人，只有我的外婆！
外公外婆的家在106国道边上，这条公路是民国期间修建的。从前，外公在他家的大厅里开了一个南杂店，门口常放着几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几根长旱烟杆，室内有一个水缸，每天清晨外公会从井里挑来泉水更换，水缸边上放几个茶杯，供来往的过路人坐下休息、吸烟、喝水。后来外公没有开南杂店了，但这些习惯仍然保留下来，很受常来常往的过路人喜爱。
外婆很讲究卫生，总把大厅和大门外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最厌恶那些吐痰的人，只要有人往地下吐了痰水，她会对着吐痰人的面拿着扫帚撮箕过来，往痰上倒一点草木灰清扫干净，弄得吐痰人羞愧难当，此后在这里歇脚时，再也不敢往地下吐痰了。
外婆的妈妈我的老外婆也长期住在外公外婆家里，老外婆只生了外婆和姨外婆两姐妹，在她20岁的时候，老外公就去世了，她守着两个女儿没有再嫁。外公外婆结婚后，就把她接到家里抚养，直到外公病重、她也出现痴呆时，姨外婆才把她接走。
老外婆一生没有什么嗜好，唯一喜欢抽水烟。她有一把精制的铜水烟壶，想抽烟了，就拿出来，上一小撮烟丝点燃，“叭哒叭哒”地抽上几口，然后坐在大厅靠她房间门口的边上捻着她永远也捻不完的苎麻。她捻的麻线又细又均匀，捻的麻线满了一筐，就把它绕成线团，请人织成夏布，做成蚊帐衣服等物品。
老外婆比我大60岁，她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小明，我们是同庚呀，你比我还大月份呢！”小时候我不明白，总喜欢问她：“老外婆，你怎么和我是同庚呢，我上面有妈妈，妈妈上面有外婆，外婆上面我你呀，我比你差了几代人。”她只笑笑，长大后我才知道“六十花甲”的道理。
有一次，我推着一辆独轮车去万家坳推石灰，那时我才14岁，比我大的人只推了100斤，而我却推了180斤回队里。老外婆知道后说：“小明呀，你还没出力气，推这么重的石灰，要费很大的劲，将来会像你外公一样，小心把背累哈了变成驼子的。”外婆也紧接着说：“走路也会变成八字腿，将来当兵部队都不会要了。”
老外婆捻麻线，外婆打苎麻、纺纱、捻麻线，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大厅的左右两边不知疲倦地干着活儿，不知道的人还以外是两姐妹呢。
当外婆和老外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外公却坐在大厅门口的一角，为别人补着雨鞋。他坐在凳子上，膝盖上铺上一块布，拿起自制的锉刀，一下又一下地锉着橡皮补丁或雨鞋破损的口子，然后涂上橡胶水，将锉好的补丁补在破损的口子上，每个补丁按大小收一角到两角线。他的生意很好，有时整天收不了摊。
外婆和老外婆的牙齿很好，老外婆六七十岁时，还能吃坚硬的蚕豆，常常与我比赛，看谁吃得快。而外公的牙齿在五十多岁时就脱落得差不多了，只能吃软性食物，吃一个苹果也得用小勺子刮着往嘴里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外公喜欢与几个老农进城看热闹，而老外婆却好多年没有进过城。有一次，外公带外婆和老外婆到对面山后的古家火车站，每人花一角钱坐火车去浏阳县城玩。回来后，老外婆逢人就讲，难怪外公时常进城，原来城里那么漂亮了，比我过去看到的县城好到哪里去了。
外公和外婆共生育了5男3女8个孩子，大舅在旧社会因抽壮丁在程潜的部队当了两年兵，解放后，大舅回乡务农，活到了91岁。四舅和五舅分别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当了铁道兵。从这一点上讲，外公和老婆无愧于“光荣军属”的称号。
我的老家在旧社会对女孩子是这样要求的：“六岁麻篮七岁车，八岁九岁做鞋袜，十岁十一找婆家，十二十三抱娃娃。”这话就是说，女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就要学习捻麻线，七岁学纺纱，八岁学做鞋子和袜子，十岁就要开始找婆家结婚生儿育女了。解放后，这种陋习虽然被打破了，但女孩子学捻麻线纺纱的事还是少不了的。我记得小姨和表姐都曾跟着老外婆和外婆学过捻麻线和纺纱，前几年小姨还在岳阳张谷英村旅游时重温过纺纱呢。我那时好奇，也跟着去学，老外婆和外婆就笑我，说：“这是女孩子干的事，你是个男孩子，只要好好上学读书，将来就能找到体面的事做，或者像你舅舅那样，当一个解放军战士。”
外公外婆都是明事理识大体，为人热情又善良，对后辈宽容又体谅的老人。我们一家原在两里地外的潘家湾，1958年农业大兵团作战时，妈妈带着我的两个妹妹转战多地，最后来到她娘家所在的地方安了家。先是住在大舅的厢房里，后来搬到邻居东叔叔家的一间房子里。我因为经常从幼儿园里偷偷跑回家找婆婆，大队长怕发生意外，就允许我跟着婆婆，那时，婆婆也跟着人们转战，我记得住在南流桥张家祠堂时，婆婆负责给下乡办队的干部做饭。后来，我就随婆婆返回潘家湾，与叔叔伯伯们住在一起，直到1960年8月底要上小学了，妈妈才把我接到她的身边。1964年我小妹出生的时候，东叔叔因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们家的房子也不宽裕，向妈妈说出了不再借房子给我们的话。外婆知道后，就对外公说：“把碾子房腾出一半给东姑（外婆一直称我妈妈为东姑）家住吧。”外公说：“行。”立即叫几个舅舅在碾子房用竹片隔了两间房子，一间妈妈和弟弟妹妹睡，一间做厨房和吃饭的地方，我则在外公大厅楼上与碾子房相通的地方开了一张床睡觉。后来，弟弟妹妹长大了，外婆又叫舅舅把碾子台挖掉给我们家使用，直到1969年我家盖了新房才搬走。
我家盖新房时，外公每天都会来工地看看，帮忙收拾一下东西。几个舅舅和姨父从头至尾一直帮忙盖房子，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无私和爱心。
外公外婆热爱劳动，在生产队时，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不能下地干重活，但却尽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着生产队里饲养耕牛等。在家里，外婆每天凌晨会早早地起床做饭，好让舅舅舅妈多睡一会儿，白天能有精神和力气到生产队出工干活。我爸爸在城里工作很少回家，我16岁当兵后，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经常抽空帮助我妈妈照顾4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好让我安心在部队服役。
随着外公和老外婆先后去世，一直健壮的外婆也慢慢衰老了。一次，我从张家界出差到长沙，傍晚抽空回浏阳看望妈妈，谁知外婆因病逝世已于上午出殡了。我再也见不到外婆，只能在她老人家的遗像前行了一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