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得不打的立国之战
“七十年了，老战友，我非常想念你们……我迎接你们回家！”
“迎棺椁！敬——礼！”
2023年11月23日，运—20接迎，歼—20战机护航，双“20”列阵长空，机场“过水门”迎接，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归国。
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
从2014年至2023年，一共有938名烈士魂归祖国，英雄回家……
2024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93岁的山东荣成籍抗美援朝老英雄黄宗德，被授予无上荣耀的“共和国勋章”。
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中，22岁的黄宗德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因表现英勇，他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
老英雄被搀着从轮椅站起来，起身，敬礼......那一刻，所有人红了眼眶。
70多年了，每次接受荣誉奖章时，老英雄总是忍不住想起逝去的战友，难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的老连长、副连长牺牲了，打得肠子都流出来了，趴在地堡里。有个新战士叫蒲中华，打负伤了，他就趴到铁丝网上，他说‘班长，班长，从我身上过吧’。我就从他身上过去，他牺牲了……我只是幸存者，死去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024年10月16日，山西大同，出租车司机徐师傅接到一位新乘客，他瞟了一眼顿时大吃一惊，那竟然是一个胸前挂满军功章的抗美援朝老兵。
这是抗美援朝老英雄王玉龙。老爷子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参加抗美援朝那会也就才20岁出头！到了地点后，爷爷想掏车费，徐师傅立即拒绝了，表示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不料下车之后，老兵爷爷直接给徐师傅敬了个军礼！
徐师傅事后回忆起来，激动地说：“当时我差点跪下来，我怎么能受得起您这个礼啊！”
1951年，王玉龙进入朝鲜战场，负过六次伤，炸弹、燃烧弹、子弹都经历过，光重伤就有5次，但他顽强的活了下来。老爷子在采访中说：穿上军装以后，就时刻准备着牺牲。朴实的话语，让人泪目。
这篇报道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也有不少志愿军家属的网友，动情的回忆起来：
网友“富贵在天，时来运转”晒出了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并配文：“我爷是六十三军的，牺牲在朝鲜了。”青山处处埋忠骨，魂落他乡护国人……
丹东的网友“海蓝色”说：我听我爷爷说，当时回来的志愿军是哭着回来的，问为什么哭的时候，他们说，不想回来，就想牺牲在朝鲜为战友报仇。个个都是杀神，眼神都像刀似的，全都是竖着眉毛。
我家就在丹东，那些人回来的时候都是从我家这里回国的。当时有个年轻的兵，兜里揣着救他的班长的指骨，回来以后用个绳挂在胸口，为了救他，他的班长被炸碎了。
可谁知道他班长的名字？哪个英雄事迹里说过呢？也许战场上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有多少是湮灭在时空里的普通一兵……
网友“小崔说什么”晒出一张父亲战斗侦查时的照片，配文：我家的英雄，铁原阻击战后完整回来，寿终正寝，已去跟他的战友汇合……
网友富贵爸爸发了一张炕上摆满军功章的照片，没见到老人的样貌和名字，就如英雄不图名利……
网友“回归原点”说：我外公参加了朝鲜战争，每次祭奠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他，我就记得老人家一句话：美国兵，没什么可怕的，子弹还能打不死啊……多么质朴的一句话。
网友韦明虎这样说：“知道为什么美国人痴迷于超级战士改造计划吗？因为当年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见识过，什么是超级战士。”
这些都是我们最可爱的战士，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国人来说，始终有着特殊的情感与意义。
这些最可爱的人，他们用一代人的鲜血，为我们拼出五代人的和平与幸福，历史不应忘记，英雄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
我想，这就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让我们跟随这些跨时空的回忆，一起回到74年前的抗美援朝，感受那炮火纷飞，铁在烧的年代吧。
74年前，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远东空军飞临朝鲜，干涉朝鲜内政。
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
10月1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占领平壤，期间美军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同美国的悬殊程度，都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差距来衡量的。
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9.2美元，而美国则高达1979美元，是中国的68倍。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却只有61万吨，只有美国的144分之1。
当时，美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事装备，美军地面部队已实现全面机械化摩托化。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中国要不要出兵？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52岁的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进入了朝鲜战场。
前前后后，总共有240万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打响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
在极端困苦的境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紧密协作，连续展开了艰苦卓绝又气势恢宏的 5 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挫败敌军进攻，稳定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据守飞虎山、激战松骨峰、战德川阻击三所里、鏖战长津湖，彻底扭转战局，迫使敌军退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突破汉滩川、突破济宁里，全歼英重坦克营，成功收复汉城，迫使敌军撤退。
第四次战役阻击汉江南岸、反击横城、战斗砥平里，志愿军损失较大，但歼敌八万余人，遏制敌军北进。
第五次战役雪马里围歼、铁原阻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一步扩大了战果，为停战谈判创造条件。
此后更是构筑起坚如磐石般的纵深防御阵线，施行多次进攻战役，击溃“绞杀战”、抵御“细菌战”、浴血上甘岭、打响金城反击战，铸就了气势恢宏的战争壮举。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地赞誉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近三分之一的陆军兵力、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为这场战争的开支战费高达400亿美元。
中朝军队在后勤、兵力、火力、天气都不占优势的环境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至此，历时2年9个月零8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1.1 原来根源在豫湘桂的惨败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源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武力干涉，并企图将战火蔓延至中国。
至于朝鲜战争的根源，则在于美苏两国将朝鲜人为的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导致两边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立，最终引发了战争。
那么，美苏为何要将一个国家一分为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竟然可以追溯到6年前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惨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召开了开罗会议，确定战争中各国的协调问题和战后利益分配。
开罗宣言表示：战争之后的中国领土恢复到甲午战争以前的区域，也就是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掠夺我的台湾澎湖列岛还给中国，同时的潜台词还有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
在当时,朝鲜全境被日本占领，朝鲜政府流亡在中国重庆，罗斯福建议中国在驱逐了境内的日本军队后，帮助朝鲜政府重新建立政权。
罗斯福这样的考虑是出于在战争之后遏制另一个大国的想法,决定在东亚扶持中国，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东西夹击那个大国。
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彻底将德军赶出国土，欧洲战场形势明朗；太平洋战场上，经过莱特湾海战和菲律宾战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破败。
但是在中国的正面战场上，却发生了一场大溃败，在这场战役中，国军第一、第九、第四战区被击溃：
8个月中，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
这就是由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场会战组成的豫湘桂战役，也叫豫湘桂大溃败。
我们先说一下为何日军要发动这次战役。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陆军共有51个师团（其编制相当于一个军）。其中，10个师团驻守日本本土，3个师团驻扎在印度，关东军拥有13个师团，而中国战场则部署了25个师团。
这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日本无可争议的战略核心。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军事力量部署也逐步进行了战略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13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从日本本土又调集了5个师团，总计25个师团被派往东南亚战场。当时，日军的陆海军主力都在东南亚地区与美军激战。
虽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得到了补充，但补充的大多是未经严格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兵。同时，大部分师团未能保持满编，属于所谓的乙类或丙类师团。
侵华日军的最高作战单位是师团，一个完整的师团编制仿照德国，初期兵力约为1.8万人。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主要通过海路向东南亚运输物资和兵员。然而，随着日本在中途岛和瓜岛接连遭遇失败，海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减。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潜艇也开始活跃于中国南海，频繁的骚扰使得这条海上运输线变得极不安全。
由于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几艘运输船或货轮的损失对其来说都是重大打击。因此，日本计划在中国大陆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从东北直通越南，以确保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能够得到充足的补给和兵力。
另外，当时美国在中国东南和华中地区设立了多个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的美军远程轰炸机不仅能对驻华日军实施轰炸，甚至可以直接攻击日本本土。
这意味着美军随时可能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空袭，令极力维持“本土无战事”的日本大本营感到极度恐慌。因此，摧毁美军在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也成为了日本预定的战略目标。
因此，日本在中国战场兵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发起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日方称为一号作战）。由于战事相继扩展至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中国方面将其称为“豫湘桂战役”。
为了一号作战这场“亘古大远征”，日本投到中国关内的直接军费，达到创纪录的278亿日元，相比周边战场可谓鹤立鸡群，被各类“理性人士”、“专业人士”吹了几十年的太平洋战场，美英法澳荷新等盟国一起上，也才不过消耗日本121亿的军费。
这笔近300亿日元的军费，用于一号作战的大致不下200个亿。要知道，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海军一共造了600多艘军舰，包括21只航母，及“大和”、“武藏”一类，总共也才花了70亿多日元。
当时，长年抗战，早已让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物价飞涨三百多倍。1942年，国民政府好歹还从美国对外总援助中分到1%－2%，到了1943年，就只分到区区0.5%左右。
巨大的盟国压力，日益失血的军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
罗斯福拒不履行承诺，不提供国府望眼欲穿的10亿美元贷款，在他看来，几百万之多的中国军队，抽出二十万出兵缅北，实在九牛一毛， 这笔贷款正是他施压的利器。
拉到印缅训练营的大量国军新兵，哪怕像第14师这样的主力部队，都因面黄饥瘦，身体不良，而被一批批的遭到盟方退货。
再这样下去，中国战场可能被遗弃。
国军看起来有320个师，其实真正有战斗力也才70个左右，滇缅开打，先后投入相当于7个军20多个师的兵力，还把国内唯一的战略炮兵：重炮第10团派了过去。
国内更加空虚，蒋介石想再拼一把，力求美方将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拿来配合陈纳德的14航空队，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填补出兵滇缅的力量空缺，却被美国陆军部一口拒绝：驻华b-29只负责轰炸日本本土。
这7个军如果有一半能用到湖南，日军很可能止步于衡阳。国军也就不会在日军整个防线被打得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功亏一匮。
1.3 豫中会战：打通长江以北
1944年4月17日，冈村宁次率领5个师团和3个旅团，总计15万人，向郑州和洛阳发起进攻。
负责防御的是中国第一战区，国军在此部署8个集团军共17个军40万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司令长官为汤恩伯。国军数量虽然比日军多出两倍，但战斗力却羸弱不堪。
第一战区占据了黄河南岸，依托天险防御，理论上说应该是固若金汤。蒋鼎文长期以来盲目自信，觉得抗战最为艰难和危险的阶段已然过去，似乎只要按兵不动便能够获得胜利。
他主军河南两年多，从未用心训练备战，黄河南岸的防御简直如同虚设。对于日军在南岸的桥头堡（仅步兵两个大队驻守）也不闻不问，甚至在日军开始修复黄河铁桥之时，依然无动于衷，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止一次收到日军即将进攻的警报，但是都被有意忽视了。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对待抗战的态度消极怠惰，不仅不致力于提升军事能力，反而终日沉溺于政治权谋，与国民政府高层勾连攀附，已然由军人堕落为政客。
同时，他纵容麾下士兵滋扰百姓，肆意掠夺，致使民不聊生，河南百姓遂将“水、旱、蝗、汤”视为四大祸患。
此外，汤恩伯与上司蒋鼎文长期不和，彼此争斗不休，极大地破坏了第一战区的军事生态。
在豫湘桂战役开始的时候，汤恩伯手下的部队率先遭到冲击，然而坐拥近30个师的蒋鼎文居然作壁上观不予增援。
汤恩伯为保存手里的嫡系部队第13军，竟然命令由河北民军组成的、缺乏训练的武庭麟第15军（仅两个师）保卫洛阳。
而新编第15军是最早遭受打击的部队，在其旗下暂编第28师消耗殆尽的时候仍然命令暂编第29师（约6000人）守卫许昌，石觉的第13军竟丝毫不予增援。
上行下效，军队高层尚且如此，中下军官系统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众多军官滥用职权，从事武装走私活动，甚至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更有甚者，将军中武器拿去变卖，全然不顾敌军威胁。
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言：“如今走私经商的，非政府机关，即当地驻军，而往昔那些靠走私经商的生意人，反倒无路可走，皆因被军政机关所取代。”
与国民党军官酒足饭饱、脑满肠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士兵的困窘处境。士兵们的粮饷常被克扣拖欠，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本就收入微薄的士兵生活愈发艰难。
除军饷难以按时发放外，士兵们还要忍受单薄的军服和恶劣的伙食，长此以往，国军内部逃兵、开小差现象屡见不鲜，军纪风气每况愈下。
在豫中会战中，状态萎靡的中国守军根本无力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荥阳、郑州、许昌、漯河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尽管日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且处于进攻一方，最终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战果，不仅占领了沿线各重要据点及古城洛阳，还击溃了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打通了平汉铁路南段，成功贯通了长江以北的大陆交通线，远超预期地达成了战役目标。
在短短37天的时间里，豫中38座城市全部沦陷，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40万大军如纸糊一般全线溃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也在撤退过程中英勇牺牲。
日军在取胜后，利用汤恩伯溃败留下了100多万包粮食收买民心，而汤恩伯的部队一路受到民众袭击，相当狼狈地退出河南。
此次战役还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日军攻入河南中心地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抬担架运伤员，肩挑车推为日军送给养。
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国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军官伤亡817人，士兵伤亡人，日军伤亡约4000人。
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人，被俘7800人。
蒋介石虽深知国军的糟糕状况，然而这般惨败，也着实超出了他的意料。盛怒之下，将蒋鼎文、汤恩伯二人双双革职，但国军的颓势并未有任何好转。
1.4 长衡会战：引起西方担心
豫中会战结束后不久，1944年5月27日，日军再次发起长衡会战，也称湖南会战，目标是进攻长沙和衡阳。其战略意图在于占领中国的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的主要地区。
简而言之，豫中会战旨在打通北京至武汉的铁路，而长衡会战则意在贯通武汉至广州铁路的北段。
此次战役由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共投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力量，参战兵力20万。
豫湘桂战役的核心，在湘。
湖南战场一旦被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龙云暗中勾结日本，无不如此。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
这一次，蒋介石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他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河南前线的国军在短短三周内迅速溃败，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始料未及。
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
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这些部队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人。
即将面对的，乃是十个师团的日军，再佐以两个独立旅团、三个补充旅团，约合十七个炮兵联队的强大火力，以及规模空前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总计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人。
国军平均每个团（约一千八百人），需应对日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一百人）外加一到两个炮兵中队。
勉力支撑的薛岳，于右翼寻觅战机，趁日第二十七师团尚未抵达，以川第四十四军和中央第三十七军一部截住日第三师团，集中川第二十军、滇第五十八军、央第七十二军以及第一八三师围歼日第十三师团，猛打五日，日第十三师团虽已力竭，然而薛岳中路更加空虚，被日军四个师团长驱直入，直抵长沙。
薛岳不复往昔之锐气，将长沙交予粤第四军，自己则一口气奔至百公里外的耒阳遥控指挥。
令人费解的是，薛岳临行之际还设下一局，令战区总参谋赵子立、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炮兵主官王若卿三人共同守卫长沙，且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未明确谁为总指挥。以致日寇即将兵临城下，城内却三人三台戏，争执不休。
赵子立一个政治素人，看问题冷静客观，没那么多杂念，他主张重点守岳麓。
军长张德能早就习惯了薛岳的家长式做风，4军凡事都得薛插手，薛说了算。张跟赵争了半天，各自分家。
4 军的 3 个师，仅以 1 个师镇守方圆 50 里的岳麓山，另外 2 个师则负责守卫市区。待到战斗打响，张德能方才意识到岳麓山的重要性，然而他却犹豫了两日。
最终在催促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临时调兵过江增援岳麓山。怎奈船只早已被粤军拿去运送民财，一时之间，船少人多，再加上临阵变动，市区的留守部队误以为他们要逃跑，无心抵抗，纷纷涌向渡口，致使秩序大乱。
最终，市区未能守住，岳麓山也失守了，还酿成了淹死千人、被俘二千的惨剧。更多的人溃散到周边各县，收拢的仅有 6500 人。这支素有“粤军之母”之称的主力军，就这样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最为可惜的是炮兵，据 9 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回忆，150 榴弹炮 6 门、苏制 762 野炮 11 门、德制卜福式 75 山炮 12 门、美式 75 山炮 12 门、37 战防炮 4 门，全部落入敌手。
即便战况如此，赵子立依托岳麓山轰击江东市区的 58 师团，仍然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据高木义辉的回忆，58 师团进攻市区颇为不顺，一度受阻两日，“战死者、负伤者不断出现，士兵数量持续减少”。
后来拿下市区，师团也减员颇多，“兵员非常减少，不论如何都要设法补充”，师团不得不中止追击，在长沙不远的湘乡停兵不进，“等待着补充的到来，并等待着体力的恢复”。
强攻岳麓山的日34师团，遭遇守军一轮又一轮的反冲击，216联队攻山4天就战死75人，可见整个师团伤亡必不在少数。
薛岳不知是何心态，不光断送了同僚的前途，还葬送了他仅有的嫡系粤4军，葬送了张德能，葬送了军参谋长罗涛溪 、还有猛将杨继震。还葬送了中国战场所剩不多的炮兵集群。
短短三日，长沙便被日军攻克。
敌军既未受到迟滞，也未受到实质削弱，这给蒋介石带来了巨大压力。在盟国的斥责之下，他不得不于衡阳硬扛日寇。
倘若薛岳仅止于此，那豫湘桂战役的结局或许不至于如此。
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明知日军一号作战的主攻路线，是攻占衡阳，继而沿着湘桂线向西南直入广西。
身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于公于理都应在湘桂线设立指挥中心，集结所有兵力，围绕此中心展开衡阳会战。如此，北可支援衡阳，南可保卫桂黔大后方。
然而，他却避开日军的主攻方向，率领几个主力军迅速撤至湘东南、湘赣边一线，在那里作壁上观。虽说是守卫粤汉线，实则是等着看白崇禧的笑话，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常队长的笑话。
打下长沙后，日军分兵10万，进攻衡阳。
当时守卫衡阳的任务由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承担，尽管兵力仅有1.7万，而且这支部队刚从前线撤回，正在进行补充和修整，是一支残缺不全的军队，面对10万日军，形势极为不利。这场血战，持续了整整47天。
方先觉的部队不仅奇迹般地坚守了47天，还对日军造成了重创。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最为惊人的伤亡比例，正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创造的。
日军死伤人数超过6万，其中2.9万人阵亡；战场上直接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多达300余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因为日军进攻衡阳的总兵力不过10万。
日军战史中记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苦骇，是苦难战役。”
然而，作为包围方的日军，后勤供应源源不断，不仅弹药和粮食始终充足，伤兵也能够撤回休整，同时还能不断得到增援。
尽管10万日军伤亡超过6万，但围攻衡阳的兵力反而增至11万，而且这11万人全都是战斗力完好的士兵，所有伤员已被撤至后方接受治疗。
相反，方先觉部队的可战之兵从1.7万人锐减至仅千余人，双方的兵力对比由最初的1比6扩大到了1比100，甚至连浮萍都已吃完多日。
方先觉决定向日军有条件投降，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确保存活官兵的安全，并给予休整时间；收容和照料伤兵，郑重安葬阵亡将士，同时保留第十军的建制”等。
至此，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落下帷幕，日军随即进城。
在这场战斗中，衡阳城几乎被日军炮火彻底摧毁，全城近五万栋房屋中仅有五栋幸存完整，成为中国境内唯一一座被日军炮火完全摧毁的城市。
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唯一的亮点就是衡阳保卫战。
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发出了决意赴死的“最后一电”，然而最终他并未殉国，而是向日军投降。这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污点。
然而，鲜有人对他提出责难。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把大义留给国家，把生命留给伤兵，把骂名留给自己”。
设想如果每座城池都能坚守47天，日本侵略者能有多少个47天可以在中国肆虐？以1.7万人的部队对抗10万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7至10天，而承诺的援军一拖再拖，始终是一次又一次的“明日必到”。
如此情形下，方先觉不仅率部坚守了47天，还歼敌6万。
在豫湘桂大溃败的背景下，若方先觉都不能称为英雄，那么那些守城仅3天便撤退的将领又能算什么？
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90,577人，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则为66,809人。
根据日军第11军的统计数据，中国军队阵亡人数为66,468人，被俘22,460人，缴获武器相当于约10个师的装备。截止7月20日，日军战死3,860人，负伤8,327人，另有7,099人因病减员，总伤亡人数19,286人。
依据日方统计，双方的战损比接近1:10。
这两次战役的失利令盟军各国深感震惊，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战场局势的担忧与不满。
1.5 桂柳会战：战损了四十万
攻陷长沙，占领湖南之后，日军冈村宁次部与横山勇部会合，开始对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发起进攻。战斗至今，日军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目标就是打通陆路交通线并连接越南，广西无疑是其下一个攻击对象。
在前两次胜利的鼓舞下，日军随即发动了桂柳会战。作为进攻方的日军，其总兵力仅为16万。
日军休整补充完毕后，广西兵力依旧薄弱，常公多次致电薛岳，要求 20、26、37、44 军赶赴广西协防，各军军长皆以公心为重，服从大局，意欲率军西进广西。
然而，薛岳却心性失常，继续加以破坏，不仅自己不去，还胁迫 44 军军长王泽浚留下，又耍阴谋分散 37 军的兵力，杨森无奈之下只得率领 20 军，孤军入桂。
杨森、王陵基等人虽已脱离薛岳，抵达广西，但却无新的核心人物，斗志与军心皆已混乱，难以形成合力。
负责戍守广西的是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他统率 9 个军，总计约 20 万人马迎敌。广西战场乃是豫湘桂会战的最终战场。
与豫湘战场不同，广西位处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倘若广西沦陷，不但会令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日军势力连成一体，更会打通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日军的陆路交通线，因此广西之战绝不容有失。
此前的衡阳保卫战为广西赢取了 47 天的战备时间，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战术准备角度审视，广西的战场势必是一场背水之战、决胜之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短短三个月，张发奎的 20 万大军便被击溃，丢盔弃甲，日军一举攻占广西，兵锋直指贵州。
失败的根源，主要是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地方派的利益关系之上。
长期以来，桂系与国民政府之间矛盾重重，早在 1930 年中原大战时，桂系势力就曾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兵戎相见。虽然后来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
抗战初期，日军来势汹汹，双方尚且能够携手共同抗敌，但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势力渐微，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便再度凸显。
李宗仁、白崇禧料定日本败局已定，故而竭力暗示广西桂系势力保存实力，白崇禧宁可放弃土地，也绝不让自己的桂军拼死血战。
尽管张发奎身为第四战区司令，其实是一个光杆司令，4战区的实际指挥权在“小诸葛”白崇禧那里。张发奎的命令如同废纸一般，即便是蒋介石来了，也难以调动。多种因素共同酿成了豫湘桂战役中最为惨痛的一幕：
广西大后方聚集的各省上千万民众，在日军的杀戮下仓皇大逃亡，大批民众被杀或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而死。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身为广东人，对广西防务竟漠然视之。他笃信有薛岳第九战区作掩护，第四战区便能安然无恙。在后续的作战会议上，这位司令长官竟言道：“广西之事，与我何干？”
而蒋介石手下的王牌嫡系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师均被调往滇西、缅甸作战，虽然广西战场形势危急，但蒋介石根本拿不出有效兵力御敌。
9月初到10月，日军一路南下，如摧枯拉朽般横扫广西，到11月上旬向桂林、柳州发起总攻。
在形势岌岌可危时，白崇禧居然还想要主动出击，搞一场大会战，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他说：“我们只用几个师便可以守住桂林！”
为了防守桂林，白崇禧将两个毫不相干的师（第31军188师和第46军170师）放在城内，尽管国军战士英勇奋战，但是势单力薄的国军并不能击退日军的进攻。
除了守军以外，在外围的几个师不断被抽调到其他战场，根本无力支援。
“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柳州也是只守一天就垮了，整个广西也只守了十来天，白崇禧的桂军溃退入贵州。
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攻至独山，逼近四川，在遭到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领的9000人的反击后，被迫撤回广西河池。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而美军支援国军的陆军航空队 30 架支援机也在这一战役中被日军摧毁。
第三战区位于淞沪、浙江、江西一带，作为敌后战区，其兵力配备远不如第一、第九战区这类主力部队，如果在豫湘桂作战期间，能够对长江水道、后勤兵站进行袭扰，仍然可以迟滞日军的行动，但是同样消极的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并没有下达此类命令。
到12月初，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全部被日军打通，至此桂柳会战以国民党的失败宣告结束。
1.6 苏联出兵东北租用旅顺港
这场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持续至12月，历时8个月。
在此期间，国军损兵超过60万，失去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的一部分。
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四个省会城市相继失守，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也随之沦陷。
此外，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及36个机场也失去控制，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侵占，6000余万军民落入日军统治之下。
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就杀害1.9万余人，妇女被侮辱6000余人。湖南着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为敌所占，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
令人痛心！实在是耻辱！
豫湘桂战役中至少2.5万日军死亡，加上伤病者共十万人。日军虽然占领了不少地方，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可以说日军是战役胜利，战略失败了。
1944年底，豫湘桂会战结束之时，英美苏盟军在全球各大战场上接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势如破竹，捷报频传。
唯独中国战场，在面对日军已抽调走精锐，剩下乙类、丙类部队的情况下，竟然仍然打出了这样的局面。
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美国政府开始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产生严重怀疑。
在此之前，罗斯福虽然了解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不强，但他认为，如果能用美式装备对军队进行武装，至少能够与日军的二三线部队抗衡。
但当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的消息传回美国时，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甚至直接批评时任总统罗斯福，指责他支持了一支在中国早已失去民心的军队。
蒋介石身边的美方军事顾问史迪威也直言不讳，建议美国不要再对国民党进行无意义的投入。
经过这一战，罗斯福已不再期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清除中国境内的日军残部了。他认为，蒋介石政府只要能够撑到美军登陆，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如果美军单独对抗日军，损失必将会非常惨重，这在之前两军交战时都有印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作战十分顽强，每次与之交锋，美军都要承受巨大的伤亡。
以1945年初的硫磺岛战役为例，美军付出6821名士兵阵亡的代价才得以占领岛屿，而日军的多人中，仅有约1000人选择投降。
如果美军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去逐一解放中国大陆的数百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关东军占据的东北地区，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在罗斯福看来并不值得。
然而，如果在中国大陆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宣布盟军胜利，又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日军。这种两难境地便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军认为行动不划算，国民党军队又战斗力不足，最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
1945年2月，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迎来了美、英、苏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乔大叔的会晤。他们在会议中讨论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以及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主要涉及德国的战后处理、波兰问题、远东问题和联合国的相关事宜。
此时，由于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糟糕表现，蒋介石已失去参会的资格。
在会议上，罗斯福请求苏联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剿灭日本关东军。乔大叔表示，苏联可以出兵，但必须附带条件。既然中国能够恢复到甲午战争前的领土状态，那么苏联也必须恢复到日俄战争前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外蒙古独立。
所谓的日俄战争前的势力范围，指的是1904年时远东的局势。当时，沙俄正在策划黄俄罗斯计划，整个东北已经被纳入沙俄远东总督府的管辖，旅大地区（苏联称为关东州）是该总督府的驻地。
罗斯福认为，这样势必侵害中国的主权，国民党政府绝无可能接受。他表示，只要能够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苏双方最终达成了以下协议：
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对日本正式宣战。作为苏军出兵的回报，美苏双方共同同意保持外蒙古事实上独立的现状，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千岛群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向各国开放使用，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
同时，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国东北境内的东西、南北两条主要铁路干线）。
以上种种，都为1950年的抗美援朝，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