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
以前住着一百多人的宿舍区，现在还剩下五六家人。我们这个小院，以前五家人住，现在只有我们家和徐军他家。徐军他妈照顾他姐去了，就徐军有时候回来一下。我爸现在也不在，我上学后小院就只有我妈一个人。所以徐军想图谋我妈是很有机会的，只要乘我出去的时候就可以了，再说我妈还不一定反抗。不过我想徐军胆子还没大到那个份上。
接下来也一直没发生什么事。过了差不多二十来天，接到法院的通知，说我爸的案子要开庭什么的。这时我才我第一次听说我爸是“虚开增值税发票”。问我妈到底是什么，她吱吱唔唔的说不清楚。我觉得我爸做的这事她肯定知道，说不定还是同谋。拿到通知的第二天，我妈就去找镇上的律师。我们这个小地方，有几个自学成才的律师，我妈都找过了，觉得不怎么靠谱。第二天又去县城找了正规点的律师。回来说情况有点不好。按律师的说法，我爸这个事是按金额量刑的，我爸可能要被判五到十年。后来我妈又去找了另一家律师，这家律师说可以通过“内部”给我爸办案子，但是要按案件金额算钱。开了个价，要六位数。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但是那个时候的六位数对我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我妈自然很郁闷，说判十年的话，不知道你爸的身体能不能活着出来………那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后来我妈说看见徐军在家，让我去“探探口风”看能不能通过他姐夫找下关系。
我算着徐军差不多睡醒的时候就过去了，我进去时他正睁眼看着破旧的屋顶发愣。我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看着他没说话。
徐军瞧见我，愣了一下，随即坐起身来，“哟，兄弟，你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他伸手抹了把脸，打了个哈欠。
我直截了当地开口：“我爸那案子要开庭了，情况不太妙。我妈让我来问问你，能不能通过你姐夫找找关系。”
徐军皱了皱眉头，挠了挠头说：“这事儿吧，我姐夫最近也挺忙的，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但你也知道，这种事儿不好说，说不定得花点钱。”
我心里一紧，问道：“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家可没什么钱了，之前找律师，开价六位数，直接把我们吓住了。”
徐军靠在床头，沉思片刻，“我也不清楚，我先去探探口风。你也知道，我姐夫在官场混，办事肯定得有个讲究。对了，你爸到底咋回事啊，怎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了？”
我撇了撇嘴，一脸无奈，“我也不太清楚，问我妈，她也说不明白，我怀疑她没准儿也掺和了。”
徐军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瞎想，阿姨肯定不会的。这事儿太复杂，说不定是误会呢。我尽快帮你问问，你先别急。”
我站起身，“行，那就麻烦你了。要是有消息，你可一定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徐军点头应道：“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上心。”
从徐军家出来，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回到家，我妈迎上来，一脸焦急地问：“怎么样，小军咋说？”
我把和徐军的对话复述了一遍，我妈听后，叹了口气，“唉，只能指望他了。要是你爸真判个十年八年的，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接下来的几天，我度日如年，每天都盼着徐军能带来好消息。终于，徐军来找我了。
他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徐军表情有些凝重，“我问过我姐夫了，他说这事儿不太好办，你爸这案子查得挺严的。不过他说可以试试，但至少得准备个十万块。”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十万块？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啊！”
我妈在一旁也急得直掉眼泪，“这可怎么办啊，这不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嘛。”
徐军看着我们，犹豫了一下说：“阿姨，要不这样，我先借你们一部分，剩下的你们再想想办法。我也不忍心看着杨叔在里面受苦。”
我妈连忙摆手，“那怎么行，小军，你这已经帮了大忙了，怎么能再借你的钱。”
徐军坚持道：“阿姨，您就别推辞了。我这钱放着也是放着，先帮你们渡过难关要紧。等杨叔出来了，再慢慢还我。”
我看着徐军，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感激他的帮忙，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徐军，你这……太感谢你了。但这钱我们肯定会尽快还你的。”
徐军笑了笑，“咱们兄弟之间，说这些干嘛。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们，就算花了钱，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减轻刑罚，只能说尽力而为。”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无奈地点点头。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妈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可大家条件都一般，能借的也不多。看着我妈每天愁眉苦脸，四处奔波，我心里难受极了。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到我妈在隔壁房间小声抽泣。我悄悄起身，走到她房门口，透过门缝，看到我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爸的照片，泪流满面。
“孩子他爸，你这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啊，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啊……”我妈哽咽着说道。
我推开门，走进去抱住我妈，“妈，您别难过了，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我妈转过头，看着我，“儿子，都怪妈没本事，不能帮你爸。”
我安慰道：“妈，这不是您的错。等爸出来了，我们一家人还好好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钱还是差了一大截。徐军也在四处帮忙想办法，可还是没能凑齐。
开庭那天，我和我妈早早地来到法院。在法庭上，我看着我爸穿着囚服，一脸憔悴，心里一阵刺痛。律师在一旁据理力争，可从法官的表情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我和我妈走出法庭，心情沉重到了极点。徐军也赶来安慰我们，“阿姨，弟弟，别太灰心，说不定还有转机呢。”
我妈苦笑着说：“小军，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记着你的好。”
回到家后，我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未来感到无比迷茫。我妈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唉声叹气。
又过了几天，徐军突然兴奋地跑来找我，“兄弟，我有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说不定能行。”
我疑惑地看着他，“什么办法？”
徐军神秘兮兮地说：“我认识一个记者，他对这种案子挺感兴趣的。我们可以把你爸的事情详细跟他说说，说不定他能帮忙曝光，引起社会关注，这样也许能给法院施加压力，从轻判决。”
我听后，心里一动，“这能行吗？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徐军拍着胸脯说：“肯定行，我那记者朋友人脉广，之前也帮过不少人。只要把事情真相说清楚，肯定能引起重视。”
我想了想，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于是和我妈商量。我妈一开始有些犹豫，但在我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们把我爸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徐军的记者朋友。记者听后，很感兴趣，表示会尽快写一篇报道。
几天后，报道刊登了出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开始关注我爸的案子，纷纷为我们发声。
随着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法院重新审查了我爸的案子。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收到了新的判决书。我爸的刑罚减轻了，只判了三年。
我和我妈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抱头痛哭。徐军也赶来祝贺，“我就说吧，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下好了，杨叔很快就能出来了。”
我看着徐军，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徐军，这次真的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徐军笑着说：“别这么说，咱们是朋友，朋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助。”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我也更加珍惜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而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