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六下午，聚义堂又做了两种糕点按人头分给村民，其中有婉儿爱吃的芝麻豆沙芯面包。不知是不是该原因，高歌当晚首次梦见婉儿。
梦中的婉儿是在医院去世前的样子，拉着哥哥的手不停地叫着哥哥，一直到高歌惊醒。是不是婉儿想吃面包了？次日早餐后，高歌装好一个面包骑马奔向婉儿墓地。那天，他陪伴婉儿一上午，背靠她的墓碑想着以前婉儿吃面包的样子。心在幻想婉儿应该在一个最美的地方，喜滋滋享受着面包的香甜可口。
没了婉儿，高歌成了张爷爷张奶奶、师母和晓月姐姐心目中的宠儿。两老偶尔会关心高虹，也知道不能过多打扰她，高歌每月都会给姐姐五元零花钱。
八五年春节前，张爷爷河南老家的亲人来信说，现在家乡好多了，不再有缺衣断粮现象，叫他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一再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安度晚年，最好能抽空带上嫂子和孙子回家看看，共同祭奠父母。
两老还是最后一次寄钱给亲人过春节，次年暑假期间，由高歌陪同两老回了一趟河南老家，也是张爷爷最后一次回故乡。
张爷爷看完信非常开心，笑谈今后只为歌儿多存点钱，再娶一个好媳妇。那晚，张奶奶抱住糊纸盒的高歌试探问：“我的儿啊，你今后娶媳妇了，孩子能不能姓张？”
十五岁的高歌马上回答：“当然要姓张嘛，我都叫张歌呢。”
两老大喜过望，在家的称呼也换成了“我的儿”、“宝儿”、“儿子”，再也没了歌儿的称呼。
师母和晓月姐也是更加疼爱高歌，师母不知从哪天开始，叫高歌为幺儿了。晓月姐经常陪弟弟去妹妹墓地，和弟弟在一起学习和糊纸盒，仅大高歌一岁半的她就学会了织毛衣。一直到现在，高歌身上的毛衣毛裤都不许买现成的，必须由她所织。她的房间一直挂着高歌和婉儿的合影，经常遗憾感叹：怎么以前就没想到拍张照片呢？
兴旺村没有实行承包责任制，和以往几乎没什么区别，整个村一百多年来都是一个团结互爱的集体。1985年春，兴旺村改回原名聚义村，保存的聚义村石碑重新立在村口，拆除的村口牌坊也重新恢复，并在聚义堂举办三十多年来最隆重的祭祖大典。聚义堂也摘掉了大会堂牌子，让遮掩三十多年的“聚义堂”三字焕然一新、重见天日。
村里所有的时代标语全部清除干净，还原聚义村以往的自然面貌，但村委会前还是新写了一条标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
高歌在聚义堂被正式纳入聚义村郑家第七代后人，名郑高歌。随后不久，聚义村也成了德沅市一道历史景观，被市政府确定为文物保护地。
1990年初夏，一位广东收藏家慕名来到聚义村，与师父郑天乾纠缠了几天。不知他俩商量了什么？或是师父给了他什么？五天后，全村58户村民每户来人到村长家领取五千元。一月后，几辆大货车将一整套日本进口农机送到了聚义村，当年双枪时尽显快捷神速，为村民减少大量的劳动强度。
聚义村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农机站，继续实行集体模式。与周边相比较，唯只有聚义村是整体性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不像其它村，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就是因为水源问题经常性大动干戈，闹得鸡犬不宁。也怪不得，以前的生产队长大多只会喊口号、虚报浮夸，政策变了就原形毕露。好田都是分给自家和亲属，还要霸道占有公共资源。
通过长辈介绍，高歌知道本村人非常排斥外村人，与四周乡村井水不犯河水。在聚义村村民眼里，周边人就是一群愚昧懒惰、心术不正、忘恩负义的无赖。
聚义村建村时，这些人的先辈就爱聚众来聚义村敲诈勒索、偷鸡摸狗、惹是生非，被痛打后才知道聚义村的人不好欺负，不敢再来滋事，彼此也不再有往来。在饥荒年代，看到太多人忍饥挨饿，村里出入道义接济周边饥民。哪知他们吃完粮食马上就去公社告黑状，说兴旺村私藏粮食就是欺骗党，破坏社会主义和破坏大跃进。后来又以各种政治借口，经常来村里借牛、借车、借种子、借抽水机等，借到手不是不爱惜就是耍赖不归还，甚至还偷梁换柱以次换好。
再次给他们教训后，村长就宣布和周边所有村彻底断绝往来，独自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绝不允许任何人拖兴旺村的后腿。
高歌记得，聚义村总面积约2200亩。1984年农村政策全面放开后，村里快速恢复粮田600亩，种植玉米和高粱的农田100亩，菜地200亩，还有近百亩果树林。每年种植一季油菜，一季水稻和一季玉米高粱。家家户户都饱和养殖生猪家禽，湖滩河滩养殖有两百只的羊群。一片生机盎然、繁荣兴旺，成为知名的先富村。
聚义村的蔬菜、腌制品、鸡蛋和咸鸭蛋非常受欢迎。每天早上，一辆三匹马拉动，装载满满农产品的平板马车，往往进入市区后很快销售一空，从来没过中午回家。像豆腐乳、红油酱、腊八豆等，特受广大市民青睐，很快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
村里酿造的酒、酱油和陈醋一直是内供，不对外销售，但还是有很多市民慕名来到聚义村要求购买。
村民们团结互爱、尊老爱幼、上下同心、勤劳智慧，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都有。从1985年开始，聚义村逐步维修和完善更新所有的加工设施，生产率和利用率大有提高，整体效益一年高于一年，村民收入随之见长。
村里的摩托车越来越多，铃木、本田、雅马哈、嘉陵等五花八门，大哥郑大牛也买上一辆雅马哈摩托车，与二哥郑庆丰共用。当然，四周邻村也有了摩托车，都是村长、包头和带头到市区干个体的村民所买，隔壁村村长的儿子还骑上了铃木王。
从聚义村建村起，孩子们必须要接受教育、习武和各种技能培训。聚义堂既是村里人议事、聚会、祭祖和红白喜事场所，也是孩子们的学堂、习武和技能培训地。聚义村的集体模式，对后来高歌管理金逹集团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
1990年春，大哥郑大牛结婚，二哥郑庆丰订婚，两个嫂子都是他俩的青梅竹马，也是那年夏季中午，最先认识高歌婉儿的春桃姐和莲花姐。
又想起姐姐高虹，高歌还是很思念姐姐的。高虹来过聚义村看望张爷爷张奶奶两次，每次不过五分钟就离开，弄得师父都没记清她的模样，只知道非常好看。晓月姐虽然主动与姐姐说话，可客套几句就说不下去了，感觉这位姐姐有种拒人千里之外。
高歌倒是很满意，姐姐气色好了许多，还骑上了新自行车。就是服装太老气，颜色似乎只有白色、黑色和灰色，好在依然很美。
进入1991年，城建处新宿舍完工，原城区道路维修站划入到市公路局。哥哥高进自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上的表现还过得去，加上外公是病逝的老革命，领导网开一面安排他去开压路机。
过了三月，很多邻居都搬迁到新宿舍，原来的平房空出很多。已有27岁的高进以结婚名义分配到一套房间，与父母仅间隔两户人家。
张爷爷夫妇习惯了住在原地，谢绝搬去两室两厅的新宿舍二楼。主要原因是这里还有婉儿的余留，两老舍不得离开，也是不想彻底失去婉儿。
同样是这年春季，大侄儿丁丁出生。中秋时，二哥郑庆丰举行了婚礼，紧跟着晓月姐也订了婚，明年秋季结婚。总结这段岁月，高歌由然想到变化这个词。是啊，一切都在无声无息的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