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埃菲尔铁塔在巴黎人心里的评价是什么，在这座塔上铭刻着72个人的名字，就和先贤祠中也安葬着72人一样，只是埃菲尔铁塔铭刻的72个人里一个文学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工程师、数学家、化学家。
文学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沐浴在荣耀的花环中了，比如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的道路，以及用维克多·雨果命名的热气球，相比之下理工科就没那么受世人关注。
普鲁士的快速崛起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文学显然无法铸造大炮，也没有办法让炮弹的射程更远。在经过19世纪短暂的黄金时代后文学创作者们又开始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实用”的理工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点缀，人们真正关注的还是那些物理、数学等领域的获奖人物。
是不是真的站得越高离天堂越近呢？
不论是从地上的望远镜还是太空的人造卫星都没有发现天堂的踪影，巴比伦修了一座巴别塔是为了能上天堂，所以站得再高有什么用呢？
1880年法国人修建埃菲尔铁塔不只是为了世博会，还为了向全世界证明法国的国力在经过普法战争后恢复了，从这个制高点往下俯瞰可以看到一座崭新的城市，看不到战争曾经在这里留下的疮痍。
然而维克多·雨果的日记里却记录了被围城时的情况：
1870年11月27日，法兰西学院已经恢复了工作，我接到了通知，今后每周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人们在做鼠肉馅饼，据说很好吃。
一颗洋葱要一苏，一颗土豆也要一苏，一只老鼠能卖到八苏。
他们已经不再让我授权朗诵自己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到处被朗耸。他们做得很对，我的作品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公众。
1870年12月25日，今天巴黎有一则新闻，一篮牡蛎刚到，售价为七百五十法郎。
在艾利斯和保罗·莫里斯夫人卖物品以帮助穷人的集市上，一直笑伙计售价为二百五是法郎。塞纳河结冰了。
1870年12月29日，枪炮声彻夜持续而激烈，普鲁士人继续进攻巴黎。
泰奥菲勒·戈蒂埃有一匹马被征用，要被吃掉，他写信求我救他的马，我请部长批准他的请求。
我救了那匹马。
有个不幸的消息，亚历山大·大仲马死了，德意志报纸已经确认的勒这个消息，1870年12月5日亚历山大·大仲马在位于迪耶普附近的普伊斯的儿子家中去世。
1870年12月31日，早上埃德蒙·德阿尔顿-希拜访了我，看来第落克将军想见我。
三天内普鲁士人发送了一万两千枚炮弹。昨天我吃了一些老鼠，然后不停得打嗝，我写了如下四行诗：
啊，老鼠先生小姐们，
我靠你们生存。
你的微笑让我死去，
你的肉让我活着。
我翻阅日记，发现12月5日那天有一辆豪华灵车从我面前经过那天刚好是亚历山大·大仲马去世的那天，灵车上盖着黑天鹅绒布，上面绣着银星，即使罗马人也会为这样的灵车感到自豪。
我们甚至连马肉都吃不上了，也许是狗肉，也许是老鼠肉，我开始胃疼，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1871年1月2日，杜米埃和路易·勃朗与我们共进午餐。
路易·科赫给姑姑送了一份新年礼物——几颗卷心菜和一对活鹌鹑。午餐时我和了鹌鹑红酒汤，巴黎植物园的那头大象被杀了，当时大象掉了眼泪，似乎知道人们会吃掉它。
普鲁士人每天继续向我们发射六千枚炮弹。
1871年1月5日，轰炸越来越猛烈，伊西和旺夫正在遭受炮轰。
因为没有煤，无法将衣服烤干，所以不能洗衣服。我的洗衣妇让·玛丽叶特给我说：如果维克多·雨果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能为我向政府要一点煤的话，我就能洗他的衬衫。
1871年1月8日，卡米耶·佩尔坦给我们带来政府的好消息，法军夺回了鲁昂和第戎，朱塞佩·加里波第在努伊获胜，路易·弗雷德黑贝在巴波姆取胜，一切顺利。
过去我们吃棕面包，现在我们吃黑面包，人人吃的都一样，这很好。
昨天的消息是两只鸽子带来的。
一颗炮弹炸死了沃吉哈街一所学校里的五个孩子。
《惩罚集》的演出和朗诵不得不停止，剧院没有煤和煤气，因此无法照明，也无法取暖。
1871年1月30日，小让娜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她无法玩耍，佩里家尔小姐给让娜带来了一个新鲜鸡蛋。
1871年1月31日，小让娜还在生病，她患有轻微的胃黏膜炎，医生说炎症会持续几天。、我的侄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腌制的牡蛎。
1871年2月1日，小让娜好些了，她对我微笑了。
1871年2月2日，我一直胃疼，吃不惯马肉，昨天我对坐在我旁边吃饭的的埃内斯特·勒菲弗夫人说“那些动物肉让我难受，我对马爱恨交加。”
从1870年11月开始，巴黎市民为了解决饥馑问题，便开始杀死巴黎植物园里的动物们了。
诺亚方舟是个神话，即便不是狮子、老虎，人也是要吃肉的，方舟上的动物们不可能和平共处，至少也要把它们都关在笼子里才安全。
温室（green-house）就像是个大号的玻璃盒子，里面装着不少绿色植物。
克劳德-路易·纳维尔除了发现了空气动力学方程式外，他还发现紫外线无法穿透玻璃，但是能穿透石英，植物的光合作用并不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植物的歌勒光合色素主要吸收可见光中的蓝紫光和红光，因此才会呈现出绿色。
颜色的三原色是红黄蓝，这也是光的基本色，这个美术上常用的三色调和理论是化学家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提出的，同时他还在1863年与1879年担任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巴黎植物园里面。
在72个名单中有一个人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有很深的关联，他名叫乔治·居维叶，他不仅是巴黎大学自然史教授，还是法兰西学院物理学终生教授，他特别研究了巴黎地区的矿物地理和化石研究，是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者。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拿破仑排第一，居维叶排第二，第三是奥康奈尔，我将成为第四位。
居维叶提出了器官相关法则，认为动物的身体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身体各部分都有相应的联系，入牛羊等反刍动物有磨碎草牙齿的牙齿，就有相应的咀嚼肌和消化道，虎狼等肉食动物则有与捕捉猎物对应的运动、消化功能。
有一次他睡得正熟，几个爱恶作剧的学生打算捉弄一下居维叶，他们趁着居维叶酣睡时将窗户哐啷一声打开，被惊醒的居维叶看到一只满脸硬毛，张着血盆大口，并且头上长有犄角的怪物正发出吓人的嚎叫，两只蹄子伸到了窗户里，眼看着就要扑向居维叶。
这动物要是神学院的老师看到了非要大叫“魔鬼”，要是碰巧老教授心脏不好这一下恐怕要吓得心脏病发作，但居维叶只是撇了一眼就继续睡觉。
几个学生没有恶作剧成功，只好各自站出来，居维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学生们反而问居维叶为什么不害怕，居维叶笑着说“难道我没给你们讲过吗？凡是长着角和蹄子的动物都是草食动物，是不吃肉的，所以我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那几个倒霉学生这才恍然大悟。
1821年居维叶提出灾变轮，认为地球的历史上曾有多次巨大的灾变事件，原来的生物都会被毁灭，继而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根据灾变轮，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变化都会突然而迅速的且是灾难性的，比如海洋干涸成为陆地，陆地又隆起成为山脉，陆地也有可能变成海洋等等。
他推算出地球经历过四次灾变，却没有推算出自己会在1832年时死于霍乱，也就是路易-菲利普在巴士底狱广场树立七月柱的一年。
“为什么你会想到绿箱子？”龚塞伊看着不远处静静矗立在塞纳河边的植物园温室问西弗勒斯。
“你去哪边？温室还是化石博物馆？”西弗勒斯问龚塞伊。
“我觉得是植物园。”龚塞伊撇着嘴说“我记得那个通风口的柱子上有植物藤蔓的花纹。”
“那我去化石博物馆。”西弗勒斯说“有发现立刻联系。”
说完他就朝着那幢红色的房子走去，它的颜色粗看之下和维克多雨果的在孚日广场的房子外墙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