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安娜记起来，自己当初是看了尼克·勒梅水晶球里的景象，知道将来不久整个欧洲都会陷入动乱后，才有了这一次“旅行”的。
现在她看着手里的书，“尼克”同样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大乱……
“不想看了？”波拿巴问。
她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你下午不忙了？”
他沉吟不语。
乔治安娜去倒了两杯葡萄酒，将其中一杯递给波拿巴，然后自己坐在桌边喝了一口。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犹豫了半晌后说。
“关于什么？”他硬邦邦得问。
话到了嘴边，她又不知道该不该将卡珊德拉说的预言告诉他了。
关于14年后，一场大灾难可能会降临。
“我曾经告诉你，当我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建议的时候，我会听的。”波拿巴掏出了鼻烟壶“现在，继续念。”
“你不觉得烦吗？”她问。
“和我刚才在船厂里看到的比？”他揶揄得笑着“我就当在看一出戏。”
“看这出戏可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愉快。”
“悲剧才是伟人的教室。”
于是她将手里的酒杯放下，就当是中场休息，继续朗读。
清朝的士兵军服胸前都有一个字，分为兵、勇、丁、卒。
“兵”是常备军，他们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两种，而八旗军又分为汉八旗和满八旗，提督所统帅的士兵主要是绿营军。
“勇”是八旗军不够使用的时候，在当地乡村招募的军队，他们在战时聚集起来，战争结束时就各自与家人团聚，做自己的活。
“丁”是后勤人员，这个兵种普遍被认为是肥差，因为他们主要管后勤供给。
“卒”大多数都是看守犯人的，这个职业没有任何技术，却一样是个肥差，因为犯人的家属为了让犯人在监狱里好过一点，往往会“打点”，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俸禄外的额外收入。
广州这样的偏远地区是不可能和BJ城里一样有仪仗队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还是尽量将仪仗摆得很恢弘整齐，而一些胸口没有字的军官则带领着“勇”在围观的人群周围维持秩序，这些围观者也是来上香的，单从外貌来看，你无法区别他们是普通居民还是谋反的人。
监察御史“纸鸢”也没有参与祭祀活动，他也在看那些看热闹的人群。
乾隆三十三年的时候，湖北曾经发生过一次谋反案，当时有个叫孙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贫出家为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发生后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灵感爆发了，觉得是起事的好时机，在游荡化缘时自称是大明天子后人，本名朱童邵，于荆门聚众谋反，制作兵器旗帜与清兵交战。
当时的湖北巡抚就是西林觉罗·鄂宝，如果说鄂宁上奏请乾隆收兵，不要继续攻打缅甸是因为战况惨烈，避免满清投入太多，伤了国本，那么鄂宝镇压叛乱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够，先后派了两个御史代替他镇压叛乱、缉拿首犯孙大有。
不会有人想当“无能废物”，但阿斯哈的脸皮够厚，乾隆骂他是个“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折承认自己就是个蠢货。
这也是“为官之道”，阿斯哈如此应对倒没有丢官，可以继续抓海印和尚。当时正值乡试，阿斯哈一个通过满文科举中举的满族官员给汉族生员做考官，就这样还不专心，怀里还捧着笔墨，随时准备就叫魂案上报。
鄂宝和接替他指挥的监察御史就没他那么走运了，可以在考棚里坐着躲过炎炎夏日。
他们又要抓“朱童邵”的同党，还要抓叫魂案的妖党，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几乎全省都戒严了，传说苍蝇也插翅难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阳县典吏在盘查一家饭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书“仆有无价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的字样。
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俩，不论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给摆起来。要是放在平日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个人想碰碰运气，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福量”，但此时此刻非彼时彼刻，典吏拿住了这位“高人”，并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骗子么，谁会用真名？这位算命先生自称姓于，但他的船票上写的“孙客”，典吏顿时疑心就起了，这莫不是那么好运，被他撞见了“大明天子”孙大有了吧？
接着典吏又找到了一本书，其中一部诗稿上写着“断缰脱锁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怀之句。典吏又问“孙客”何方人士，答曰荆门，然后“在世刘伯温”就被请去了知府大牢。
还没过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于，也不姓孙，更与孙大有没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这种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讯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写了一份供词。
他说他本人因为附近有孙大有谋逆案，未免牵连，故而脱逃。富阳县令看过了王秀才的供词，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钦犯孙大有，上堂后因为县令威胁要用刑，王秀才又说自己姓孙，孙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谋逆，而且还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号是要诛九族的，然后他就跑了。
知县阅过卷宗后发现，湖北通缉的王、孙、于嫌犯年龄在16岁到30岁，堂下之人有60岁了——他要是没那个岁数也没有白胡子摆出“仙风道骨”的模样，审了半天知县和典吏也没搞懂事情的缘由，最后他们只好把“半仙”送到省城处理。
也有那么凑巧，当时的浙江巡抚爱新觉罗·永德以前炼过丹，追求长生的道家在八旗贵族之间很流行，他从“半仙”行李里找到了《道德经》、《阴符经》、《诸真录》等道家着作，还有些算黄道吉日的书，都算不上禁书，唯独一本《汗漫游草》的诗稿，即便里面没有“反清复明”的文字，也充斥着诸多抱怨。
文字狱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规矩，只是做做样子，把夹棍夹在“半仙”的脚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长堪察地理、风水、行医卜卦，进来家道贫困，欲外出觅食，原想去河南访友，到了樊城河道干旱，于是掉头去了安庆、苏州、杭州等地，最后到达富阳，因穷困潦倒，最后靠卖卜谋生，怕人耻笑，所以隐匿了真实姓名。
由于平时爱读道家着作，喜讲修炼之法，就想骗些银钱度日，所以才在扇面上写了“仆游无价之珍”等字样，没料到在富阳被典吏当成朝廷钦命要犯，实际上他与孙大有毫无瓜葛。
爱新觉罗·永德考了考王秀才，万一是个世外高人呢？
然而王秀才却说了一大堆没用的，或者说是淫贼觉得有用的，把爱新觉罗·永德弄得哭笑不得。
最后查明王道定和孙大有案没有关系，与叫魂案也没有瓜葛，但他的诗集《汗漫游草》却坐稳了文字狱，并且佳节炼丹修养之术意图害人，在判处王某杖责一百后又流三百里。
元代名画家黄公望曾做一画，名曰《富春山居图》，所绘的就是流经富阳的富春江景色。
虽然是个巡抚，让爱新觉罗氏来当有点“大材小用”，但那可是个好地方呐。
其他进士如果外放基本上都会去一些穷乡僻壤，好位置基本上没汉人的份。
大家知道大学士的女儿漂亮，凭什么满人排在汉人前面？
科举制度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殿试三甲分为状元、探花、榜眼，中状元肯定是好彩头，但是中探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探花也许文采不是最好的，却是哥三里最帅的，即便“乙之”，那也是很得意的。
顺治十四年秋，顺天府举行科举大考，主考官是翰林院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
此科取进士206人，而参加科举的“八府之秀”有四千人，又有拔贡、岁贡、官生、民监一千七百余人，为了考试中榜，很多人都千方百计疏通“关节”。
当时的副考官李振业为大理寺左评事，他年少轻狂，拿了别人的银子。然而嘱咐太多，名额有限，于是他与同伙就私下“权衡取舍”，只是取舍的依据不是文采和才学，而是爵位高的必录，爵位低的“乙之”；财富多的必录，财富少的“乙之”。
等张榜的那天，人情大哗，一些知道舞弊内情的生员或落第着跑向官府举报，刑部和吏部出来受理此案。
李振业和他的同伙们被判了斩刑，家产充公、妻子等流放，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也受到了牵连。
曹本荣是湖北黄冈人，顺治六年探花，此人自幼勤奋好学，精通经史，学从王阳明，甘贫守道，中榜后为顺治帝讲《易经》，被学界尊为清初易学大家。
科举案并没有让曹本荣的仕途遭遇太大波折，他在当年降了五级，次年又官复原职了。
可是他这人体弱多病，年仅四十四岁就去世了，所遗之物除了书籍外再无长物。
当时有人将他与商周时期的箕子、宋元时期的许衡并论，并且还认为他超越了王阳明，成了曹子，或称文靖先生。因为他太过清贫，甚至连入殓的钱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结婚生子，不过他收养了一个名叫谭风祯的汉阳人的儿子，这个孩子他视如己出，这个小儿长大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姓谭，一个姓曹，而这个曹姓男婴就是曹曦的祖父。
即便不是和曹本荣有真正血缘关系的儿子，也一样继承了曹本荣体弱的毛病。到了曹曦这一代就干脆不学《易学》了，如此一来他倒是长得英俊、挺拔、健康。
这位文官也没有参与祭祀，也不见他和监察御史般扫视人群，尼克完全不知道他在哪儿。
万幸的是祭祀仪式顺利结束了，最后并没有出乱子。
可能只是虚惊一场，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官府有察觉，所以不敢偷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