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词：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描述的场景是一个路人，听到了围墙里的少女荡秋千发出的笑声，忍不住停下脚步想象那画面。
女子从12岁开始就被关在闺房里，偶尔能听到街头走街串巷的卖货郎的歌声，有些好奇心重的女子会拿着一面镜子，待在暗处窥视着大门口，看出入的人们。
一堵墙不只是隔绝了外男和女眷们交流的机会，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提督府内表演牡丹亭的时候，民间也有自己的庆祝活动。闽浙潮汕一带流行傀儡戏，这种木偶与欧洲木偶最大的区别不只是衣物和人物的打扮。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提起了木偶，欧洲木偶的起源被认为是古希腊时期，即便表演宗教题材也是神话故事，而中国木偶最早却用于丧葬仪式，或者说它们都是代替活人的殉葬品。
将活人当成陪葬品是很残忍的，至少在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还有嫔妃为他殉葬。在商周时期如果没有活人殉葬，就说明这个人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而商鞅则通过改革废黜了这个惨无人道的陪葬制度，虽然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农民种地，以及更多的士兵征战。
傀儡最早的称呼是“人俑”，一开始它是用陶瓷烧制的，后来变成了木头，在《说文解字》中“偶”是用桐木做的，可见古代中国人相信木偶是有灵魂的。
他们将木偶做得非常精美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接近活人，但其用意没有戏剧因素。在《周礼》中方相氏蒙熊皮、戴黄金面具，上穿黑色的衣服，下穿朱红色的裙子，手里举着盾牌，搜索宫室里的疫鬼，并将其驱离。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方相氏还要负责为墓穴驱鬼，避免不是墓主人的野鬼享用墓主人该享用的祭祀。
而方相氏在墓穴中驱鬼的仪式被称为“丧家乐”，大概在汉末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勇敢，会故意在宴会上要求表演傀儡戏，并且唱挽歌。挽歌的主要内容是表达对死者哀伤的，这两种属于丧葬的仪式活动出现在婚礼上也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汉朝即将要灭亡的征兆。
傀儡戏来源于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仪式，即使后来不在丧葬仪式中表演，它的驱邪作用并没有退化，比如神庙落成、火灾等所谓“有妖气”的情形下会排演，并且禁止妊娠的妇女观看。一些地方将之称为“神戏”，内容以驱邪邀福为主，因此傀儡戏具有诡秘的神秘色彩，也是禁忌最多的民间剧种，平时很难看到，但祭祀妈祖生日这种盛会上却会表演。
紫禁城中有很多事并不是平民可以接触到的，甚至于那些“白丁”与举人这些参加科举的文人接触到的信息也不同。
清朝将首都定在BJ的是顺治皇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改国号为大清，当时的首都在兴京，后来又改在了“东京”辽阳。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在扩建沈阳后改为盛京，并将盛京作为都城。
皇太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躲避天花，但是这种瘟疫还是防不胜防，天花还是在皇宫中蔓延开来，甚至康熙皇帝之所以被选中成为皇帝，也是因为他出过天花。
热河避暑山庄的建立并不完全是因为皇帝喜好奢侈，避暑纳凉，你可以理解为那是个隔离区，这样就可以避免关外民族的首领和士兵将天花带进人口稠密的BJ，又或者是汉人将天花传染给那些关外民族。
即加强了中央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降低了风险。
大玉儿是蒙古女人，她在草原上长大，对她来说蒙古是她的家乡，而爱新觉罗·福临则是在BJ城里长大的，他的老师几乎都是汉人，并且还是明朝状元，他甚至还能和曹本荣讨论《周易》，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满清是“马上得天下”，难道还要继续“马上治天下”？
作为一个满族统治者，顺治亲政后重用汉官，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范文程甚至出任了议政大臣，在这之前汉官从没有谁出任过这个职位。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都规定，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顺治则不管这个规矩，谁的官衔大谁就掌印。
沙皇要满清承认是沙皇的殖民地，顺治要求沙皇反过来朝贡，沙俄和满清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一仗是顺治年间开始打的，一直打到康熙年间才签订条约。
换一个理解方式，唐代的李姓皇帝也是鲜卑族人，可是他们和汉族一起打突厥，又加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他们才成了华夏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属于帝王心术，一个街头杂耍艺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同样举人没有在西林觉罗家任职的经历他也不可能知道。有道是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不仅仅是因为仆人待人倨傲。
董鄂妃在宫里过得很惨，即便有错的并不是她。
她是嫁过人的，但顺治皇帝对她有种迷恋，就像一个游牧民族首领一样从满族军官手里要来，很快就成了皇贵妃。
别说被废为静妃的皇后，普通的嫔妃也嫉妒她，她所生的那个皇四子，只活了几个月就夭折了，女人或许不敢和男人一样拿着兵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可是对付一个婴儿还是敢的，诸如毒杀或者是用枕头盖住孩子的脸将其闷死，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也是因为女人之间的嫉妒开始的。
这种无影无形的手段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对于董鄂妃的死法，宫里众说纷纭。虽然西林觉罗氏在举人进入他们家的时候已经有点“昨日黄花”了，但他们到底是“张鄂之争”的鄂党党魁，鄂尔泰的家人，而张就是说的张廷玉了。
王阳明去BJ的时候，正好碰上张居正改革，他也无可奈何得卷入了党争之中。
和珅最开始的住处并不是什刹海附近的豪宅，古代有一种刑叫“弃市”，也就是尸体执行死刑后不掩埋，而扔在那儿示众，明朝的刑场叫西市，西市里有一个有名的小吃，卖的是保定来的驴肉，生的熟的都有，逐渐那个地方被人称为驴肉胡同，刘墉家就在那儿。
和珅是正红旗的，驴肉胡同又恰巧是正红旗的领地，和珅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在元代以前那里属于郊区，忽必烈修元大都的时候那块地方才圈进城里，到了明朝成了处决犯人的刑场，袁崇焕就是在西市凌迟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和举人一样带了那么多盘缠上路，他有个“同期”就住在什刹海的庙里。
他一个外乡人哪里晓得那么多，有地方能落脚就不错了，有天夜里他挑灯夜读，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然后，他点的油灯就变成绿色的了。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酷热难耐，他住的那件小屋却格外凉爽，然而再凉快也不至于大夏天冷到要生炉子取暖的地步。
他晓得那地方不能久待，连夜跑到了隔壁的真武祠，那是个道观，里面的道士跟他说了这些过往。第二天天一亮，就听说那里死了人。
距离举人朋友所住不远的那个房间，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就贴了封条，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让人进去住了。
等那人被抬了出去，寺里就又贴了一张封条，而寺庙的主持如“老僧入定”般法相庄严，好像他早已知道了要发生什么。
这分明就是个“兰若寺”，举人的朋友宁可去驴肉胡同租一个破烂屋，比邻着臭气熏天的牲口棚，也不再住那儿了。
后来他得了疟疾，丢了小半条命，虽然最后调养过来，在参加了乾隆三十四年的科举后就再也没有考了。
从顺治定都BJ后，他就往东北移民，往辽东开荒。到了乾隆五年因为移民过多，朝廷宣布禁令，却全然无用。
沿海只开了四个口岸，陆上怎么走却没人管，江南的丝织品和华中、华南的茶叶运到这里后，运到了辽阳、盛京、抚顺等地。他们再把人参、皮毛等物资送到内地的大城市，很快就发了财。
举人的朋友后来也“闯关东”去了，成了一个杂货店老板，虽然吃不起燕窝、鲍鱼、海参，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还是能吃得起的。
在他们那边还有“跳大神的”，那属于萨满，脸上带着个可怕的木头面具，身上戴着叮叮当当的铃铛彩带，但那和商周时期的东西并不一样。
墙内表演牡丹亭，墙外也有好奇的平民翻过了墙头看戏。就跟皇帝过够了宫廷生活想去民间体验，民间也想看看皇帝过的是什么生活。
虽然传教士们已经带来了日心说和天体运动仪，但康乾盛世期间的皇帝们却对那些高产的美洲农作物更感兴趣。有了这些农作物，即便吃不了米面，也可以用土豆红薯充饥。
比起教化“刁民”，他们更愿意让百姓成为“只有肚肠，没有头脑”的“奴才”。
这样精心培养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的，但是会用这种高压手段的不只是满清朝廷而已，在那些山区、清廷控制力不够的地方，就成了“蛊”为造事端的地方。
蛊，惑乱也。
《左传》有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山风蛊，乱极而治。
苏东坡讲：器久不用而虫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皆谓之蛊。
要治蛊必治腐败，在整治腐败时必须要“高尚其事”，保持自己高尚的气节。
王阳明将人的心比作一面镜子，只要被尘土蒙上了光明，照什么都是脏的，因此需要常常磨镜才能恢复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这就很像神秀所说的：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休使惹尘埃。
至于慧能所说的境界，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太难了，别说慧能，王阳明说的“磨镜”都难以做到。
妖法易破，心术难正。
人畏惧鬼，可鬼更怕会驱鬼的人，到底谁更怕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