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梳毛工匠米凯莱·德·兰多被群众选为正义旗手后，他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寻找一位名叫塞尔·努托的巡官，他原本是拉波委任的。
没人知道为什么米凯莱会那么做，可能是因为米凯莱和努托有私仇，或者是别的原因，总之米凯莱的追随者们开始执行命令，一大群人将塞尔·努托弄到大院来。为了使所有人都有所畏惧，米凯莱在大院里树起了一台绞架，当塞尔·努托到达这里后，米凯莱命人将努托一只脚拴在绞架上倒掉起来，周围的人很快就把努托撕成了碎片，一转眼就把整个尸体撕完了，只剩下仍然拴在架子上的那一只脚。
群体的情绪往往是狂躁而极端的，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当巴黎民众冲入凡尔赛宫时，他们愤怒的情绪可能会让他们干出将皇后撕碎的事，这时贵族们在皇宫各处建立街垒，凭借“工事”和他们搏斗是毫无用处的，反倒是因为过于疲惫，去小睡了一会儿的拉法耶特出现，场面就立刻恢复了平静。
所以暴力无法阻止激情行事的人，他们会盲目服从一个甚至不怎么认识的人的命令，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个他们不怎么熟悉的人；如果他们心里只有厌恶，她说什么都不会听。
如果有可能，尽量别做一个惹人厌的女性，这是女人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约瑟芬在波拿巴去埃及的时候传出绯闻，后来波拿巴怎么在外面有新欢，人们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但是这世上有很多父母，他们希望女儿能享受她年轻时没有享受的一切，将她宠地像公主一样。
人在失去信心的时候需要赞美和鼓励，可是总是被赞美和鼓励环绕，就会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里，凡是听着不顺耳的话就捂着耳朵一概不听。
她一直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她应当听取别人的意见，当一个耐心听真话的聆听者，可是他那晚说的话她实在难以接受。
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来到宫殿的会议室时诸人已经落座，这些人有男有女，他们看到二人后站了起来，波拿巴很自然得坐在了首座，乔治安娜却没有坐在长桌另一头，给“女主人”坐的位置。
她就坐在了他的右手边，原本坐在那个位置的人顿时不知所措。
“这是那6个人的身份。”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将一份资料递给了她。
乔治安娜接过了那份文件，这份文件其他人面前也有，但似乎他们已经看过了。
伦勃朗的《夜巡》全名为《弗朗斯·班尼克·科克上尉领导下的阿姆斯特丹第二区民兵队》，这个民兵队主要由纺织商人组成，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市政官员维护治安、保护公民财产，他们的职业类似警察，又和警察不同，因为他们的工作与行政部门没有特殊的界定，称呼也千差万别。有的叫民兵，有的叫军衔，科克上尉可能是在役军官也可能是退役军官，所以叫他上尉，和警察的警衔没有关系。
到了18世纪下半期，这种“夜巡”的队伍明显变少，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警察队伍，在英格兰还有专门的“弓街跑探”，他们专门负责调查、找线索、走访证人这些“需要动脑子”的工作，“警察”更需要的是勇猛。1786年都柏林选了身家清白的国王医学院中学学生组成了警察，他们平时穿着制服彬彬有礼地在街上巡逻，但是当监狱发生暴动时，他们无法镇压那些罪犯，甚至还要动用军队将他们救出来，倒是用警察经费买了地毯、高级镜子以及其他奢华的物品布置总部。
小威廉·皮特建议聘用骑兵巡逻，一样遭到了伯明翰的抵抗。比利时的警察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布鲁日聘用了一家巡逻保卫公司，由退伍军人负责担当城市的巡逻任务，毫无疑问地比民兵更为可靠。但是在根特则由社区治安组织负责，根特有200个社区，每个社区有1个教堂，每个社区的居民到教堂募捐后，再付给负责治安事务的行会组织。社区居民希望有良好的治安和工作环境，他们不仅经常开会，还会自觉地承担起监视的责任，尤其是新迁入社区的人，当地居民会非常警惕，新人还要缴纳一种名为“欢迎税”的税收。
倘若以后根特发展为纺织中心主要需要女工，这些人都需要背景调查，斯坦利介绍了一个英格兰的“弓街跑探”给骑士团。
梅赫伦的情况又不一样，梅赫伦自16世纪就是最高法院所在地，维护市内治安的工作交给议员或者是法官，这也是很多城市的模式，但是这些议员法官的任期不同，有的只当一年，频繁的人员变化给治安工作带来了困难。
改革者们认为把治安交给议员和法官非常不合适，应该把这份工作给能长期在这个位置的人，这样他就能积累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治安队伍的管理。而地方法官和议员则认为拥有地方治安的管辖权是地方是否自治的标准。
约瑟夫二世想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的警察组织，统一的制服、分明的等级、严格的纪律，除此之外还要废除现有的议会和法院，1787年约瑟夫二世因此与地方长官发生激烈的矛盾。1788年布拉班廷回归了中世纪的军备，挂起了黑、红、黄三色旗，他决定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命令志愿军民兵团解散，志愿军拒绝，1788年初，帝国军队向布鲁塞尔的平民开火，布拉班廷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卢森堡外比利时全境都揭竿而起。
但当时的比利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范德努特和冯克的追随者剑拔弩张。
当范德努特和冯克分别流亡国外的时候，这些起义者们躲进了森林里，这六个人原本是双胞胎兄弟弗兰斯·博斯比克和扬·博斯比克的手下，布拉班廷乡下和海尔德兰的独立农庄是他们暴力抢劫的目标。
在乱世之中，那片森林里躲藏着的有时是原则坚定的游击队员，有时则是如共和国各地横行无忌的强盗，有时二者皆是。
这六个人都或多或少得沾上了抢劫、袭击、谋杀等罪名，反正他们不是纯洁的天使。更让她吃惊的是“弓街跑探”的高效，如果他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转世，那就是他可能与这些刺客有关联，当然也有可能他确实有自己的渠道，反正他快地让人怀疑。
“他们的尸体检验过吗？”乔治安娜问。
众人沉默了。
“有那个必要吗？”
她看着对方。
“我是说，他们都是死于剧毒……”
“这附近有没有医学院？”乔治安娜问。
“有……”
“我说的是外科医学院。”乔治安娜翻看着那些资料说“学习外科需要解剖尸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尸体有多紧俏？即便他们生前的身体是有毒的，死后也可以为人类医学贡献价值。”
“您是说……”
“解剖、制成标本或者干尸，将他们陈列起来，给他们穿上衣服，上面列述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
“太残酷了？”乔治安娜问。
又没有人说话。
“用残酷的刑罚不会起警示的作用，有人还会乐在其中，当成节日一样庆贺，大革命时有人将人头砍下来，刺在长枪上，在公共场合砍下一个人的脑袋本来是最受关注的仪式……”
“你说那是仪式？”坐在距离长桌最后面的人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恐惧打造成节日的基础。”乔治安娜低沉地说“这样能清晰地区分政治群体，想想一下那个画面，如果有人用一个长矛挑着一个人的脑袋，和你在大街上正面相遇，他让你喊‘国民万岁’，你会不会喊呢？”
对方没有回答。
乔治安娜也不是很想要他的答案，因为波拿巴当时喊了，所以他活了下来，如今坐在这张桌子上，还成了法兰西第一执政。
“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安娜问。
“让-巴蒂斯特·范·贝多芬。”
“贝多芬？那个音乐家贝多芬？”她惊讶地问。
“是的。”巴蒂斯特回答。
“你们是亲戚？”
“不是。”巴蒂斯特严肃得回答。
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曾祖父麦克·范·贝多芬是一个面包师，另外还经营着一家服饰店，本来过得不错因为搞投机买卖欠了债，为了逃避债主逃到波恩，他的祖父路德维希曾经是大教堂唱诗班的。”一个老夫人说“我还有他家的借据，您要么？”
“我要那东西干什么？”乔治安娜问。
“我听说小路德维希现在很有名，以后会大有成就。”老夫人说。
“要社交等会儿说。”波拿巴不耐烦地打断了她们俩的“聊天”。
老夫人撇嘴，乔治安娜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真的有收藏价值，老太太怎么不自己留着？
梅赫伦当地居民的法治观念很强，又加上宗教秩序，整体治安是很不错的，几乎可以达到夜不闭户的状态，但他们的城墙被拆了，也就无法防范外来的盗贼了。
有些物理工事还是很有存在必要的，尤其城外有那么多来自各地的工人。
至于还要不要顺藤摸瓜，扩大抓捕的规模，这就要看波拿巴怎么想了，她个人是不支持的。
她不知道别人“慈悲的正义”是如何实现的，这是她能做到的极限了。
等明天天亮了，她还要去找一下大主教，看他能不能为她解释一下那个梦，因为多亏了它，她才从一团乱麻里找到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