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世界的人口翻了三倍，带来了诸多好处，但本身的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
原本在另一个时空，汉末因为人口的流失，许多诸侯治下都不得不采取屯田。但也因为这个世界人口众多，而变得不再需要了。
田地是百姓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但也因为耕地数量的不足，而变得更加珍贵起来。
有人种田，却又无田可种，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在新制度之下，为战死、伤残、退伍的将士家属补偿田亩，未尝不是一个好政策。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新制度在江东，不亚于一次商鞅变法。在提高了百姓参军热情的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这一次的赤壁之战和安陆之战，属于两大诸侯间争霸的战争，但却没有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反倒因为大量的伤亡，而需要大量的田亩、钱粮进行补偿。
没有增加任何一亩地，也没有缴获一分一毫的钱粮，这样无疑对扬州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打仗永远是一笔经济账，而不单单只是双方军队人数的对比，以及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而是战前的粮草调集，以及战后的田亩、钱粮补偿。
地就那么多，除非能够让领土得到增加，不然分完就没了。
库存的钱粮也就那么多，除非战后能够得到缴获，否则分完也没了。
想要有源源不断的土地和钱粮供给，唯有通过三个途径：
一是不停地攻城略地，就好比昔日的强秦一般；
二是增加财政收入，比如提高农业产量，以及增加其他方面的税收；
三是向达官显贵们借取。
第一条途径，因为如今前线粮草不足，加上夏季来临不宜用兵，也只能暂时放弃了。
第二条途径，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接下来再进行改革，然后慢慢实现。
所以只有第三条途径，才可以解决眼下的困境。
“子布，不知咱们库存的财货还有多少？能否将补偿的田亩和粮食，用财货来代替补偿？”我有些不死心地问道。
“主公，咱们如今库存的财货倒是充足，但主公之举万万不可啊！“张昭大急。
“为何啊？”我不解地问道。
“倘若用此举，必会引起百姓恐慌，这是一。第二个，倘若大量的财货流入民间，还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张昭解释道。
得，原来还有这个道理！
看来在古代，粮食才是硬通货，尤其是现在这个乱世，甚至比金银还好用。也难怪，百姓们更乐意接受粮食作为补偿了。
“哎，看来还是得问大族借粮，可是动辄百万石粮食，大族愿意借吗？又是否能借的出来？”我不禁感到了担忧。
“百万石粮食，扬州境内的大族肯定是拿得出来的，唯独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大族愿不愿意借，二是又愿意借出来多少？”张昭说道。
“嗯，你说得有道理。”
“其实，自主公将治所迁移到金陵之后，许多来自其他郡县的大族，多放弃了原本家乡的田产。比如吴县的大族，多用家乡的田产换来的官位！但也有些大族，依旧有家人守在家乡。但不论如何，扬州境内大族何其多也！凑一凑，总能有百万石粮食挤出来的！”张昭补充道。
“那咱们以谁来作为突破口呢？”我连忙问道。
“庐江境内的大族，大多因为这几年的动乱而被清洗一空。就连像周大都督这样，也举家迁移到了金陵来，所以庐江境内并无多少大族存在。而原本属于那些大族的田地，也多在之前补偿了下去，或被流民分走了。就算还有剩余，想必也不会太多。但是昭记得，庐江境内有一人可以帮助我等，解决眼下的困境！”张昭说道。
“谁？”我连忙问道。
“陶侃，陶士行！此人虽非大族出身，但却久在庐江郡丞之位上。去年战后，在新政策出台后，庐江籍将士的补偿也多经此人之手。不仅如此，此人对庐江的情况知之甚深，且在郡内名望颇高。如果能得此人相助，必能事半功倍！”张昭回答道。
“陶侃？”我惊呼起来。
“莫非主公听说过此人？“张昭询问道。
“当然听过，孙贲、徐琨曾经多次和我提及过此人。”我信口胡诌道。
我哪里知道这些？平日里我都在研究打仗，对政事和人事真是知之甚少。
之所以知道陶侃，是因为此人乃是东晋时期的大人物，乃是东晋排名前五的赫赫名将。
陶侃此人不仅用兵有方，而且还是位治理之才，可以说是大大的人才一枚。
“听闻徐琨将军此次随主公一起返回了金陵，不如向徐琨将军说明一番缘由，由他前往庐江一趟，请陶士行帮助咱们？”张昭建议道。
“好主意！而且不瞒子布，我打算设立四大军区，淮南军区和三江军区正是由徐琨、孙贲二位负责。此次徐琨将军与我一同回来，是要接了家眷之后再去寿春赴任的！届时，让徐琨将军顺道往皖城一趟，找到陶侃，说明一番，岂不美哉！”我高兴地说道。
“哎呀，既然如此，事不宜迟。主公，咱们一起前去徐琨将军的府上如何？”张昭也同样高兴地说道。
“请。”
在前往徐琨府邸的路上，我又给张昭讲解了一番关于四大军区和两大军团的事情。
对于这种纯粹的军事问题，张昭倒是没有发表任何地意见。唯独对于山越问题，张昭的想法倒是与我不谋而合。
既然杀又杀不光，打又打不服，那就设立军区，派驻少量的军队，然后采取怀柔政策。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山越人也不傻，能有更好的活路，他们也不会不进行选择，反而死扛到底的！
注：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原籍鄱阳郡，吴国被西晋平定后，陶侃家迁居庐江郡寻阳县。
本是东晋时期名将。
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逐渐出任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
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
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陶侃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
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史称他治下的荆州“路不拾遗”。
在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刘胤后，即率兵征讨，不费一兵一卒就擒获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敌国。
唐德宗时，陶侃成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宋徽宗时，位列武庙七十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