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十一年的全年工作除了国内的天下各州郡政务以及京杭大运河沿线工程进度以外，国家又有一项新工作。
那就是重新修缮在历次动乱当中损坏的经典书籍，并且为之前的东汉历史修史书。
这个工作在唐代李世民之前，并不是由朝廷官方统一进行筹备。
因为汉朝并没有一个专门修史书的机构，虽有太史公以及兰台令史两个主管历史的官员，但当时也没有为前朝修史的规定。
像司马迁修《史记》，班固修《汉书》,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等，基本上都是私人修撰。
比如班固在担任兰台令史的时候，受汉明帝的命令，只是让他记录一下从王莽篡汉，一直到汉明帝当政时期的历史记录，并没有要求他修西汉时期的史书。
但班固自己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缺失,仅仅记录到了楚汉相争,后面的西汉历史全都没有记载十分不妥,于是自己私下修了《汉书》。
陈寿和范晔也是差不多的经历，两个人都是仕途不顺，屡遭贬谪。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三国志》和《后汉书》。
还有南北朝时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朝廷官方的背书。
而这些还只是公认比较客观真实的史书，位列二十四史。
民间私人修史不计其数。
甚至从实际角度出发的话，《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跟当时大部分私人修的史一样，属于民间修撰，而非官方正版。
仅仅是因为其记载比较详细，夹杂的私货较少，颇为公允,因此才被世人推崇为正史。
可即便是如此,这些正史当中的错误和漏洞也有不少，缺失的部分和没有记载详细的部分亦是数不胜数。
更别说从汉到南北朝时期，民间私人修史不胜枚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的史料记载都非常混乱，错误漏洞和夸大其词者非常多。
像同样是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就记载了很多离谱的事情。
比如当时有个叫阳固的官员，是个有名的贪官，后来被打了老虎，但是在《魏书》的作者魏收笔下，成了“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的大清官。
原因就在于，当年魏收能够当上官，接下写史的任务，阳固的儿子出了很大力气，所以，当时魏收就许诺，我会给你老爸好好写传记的。
而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魏收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写自己是汉初高良侯魏无知的第七代子孙。
然而从汉朝初年到魏收所在的北齐末年,中间的时间跨度是七百七十九年,将近八百年。
也就是说，他们家七百七十九年只有七代人，平均一百多年才繁衍一代。
同时又把尔朱荣制造的“河阴惨案”写成了大忠臣拨乱反正，说尔朱荣修德讲义，商朝的伊尹和西汉的霍光都比不上他。
这么离谱的记载当然引得世人愤慨，以至于唐朝修的《北史·魏收传》当中记载：“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
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死后被人把坟都给刨了。
可见魏收写的史书即便是被当时的人，也认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瞎扯淡。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过于混乱，不仅修史的人乱写，连朝政和民间也都是一团乱麻。
导致在隋唐时期被贬为野史的《魏书》，最后居然成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说，这是件很讽刺的事情。
但同时也证明，当时的史书记载完全没有规范可言。
连这么离谱的《魏书》都成为正史，那么其它私人修撰的史书，就更加不用说。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当时修史没有任何规范，民间野史不计其数，历史过于混乱等原因，于是开设史馆。
从那之后，国家才正式规范修史工作，李世民将史馆置于门下省，由宰相监修国史，为前朝编纂历史，成为了一项国家级的大工程。
但规范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汉朝还没有完善这方面的制度。
陈暮自然不会允许历史记载这么持续混乱下去，于是在兰台开设弘文史馆，广招学者，由太常主持整个修史计划。
所以这就有了今年朝廷准备大张旗鼓修史的计划。
不过蔡邕年岁已大，这个工作比较繁重，无法持续担任，便由他精挑细选，选了学生阮瑀、欣赏的后辈徐干、王璨等人为史馆尚书，帮他完成修缮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陈暮还主持了整个国家典籍修缮、整合、编纂等工作。
就如同朱棣修的《永乐大典》一样，他要把全天下的典籍收录进大汉国家图书馆里。
只是朱棣的《永乐大典》属于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确切的作用，放在仓库里起灰。
而陈暮这么做是因为董卓之乱对东汉的鸿都馆、兰台、辟雍馆、东观、石室、宣明、太学等藏书场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需要重新恢复。
并且随着造纸业的蓬勃发展，纸张广泛传播，原来几乎所有藏书都是竹简，现在也要全部誊录到书页上，编纂成册，印刷成书。
将来这些书本会经过挑选，有些会变成课本，有些会变成学者研究用的典籍，还有些则成为丰富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
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暮对目前大汉所有残存的典籍重新进行修缮和清点工作，实际意义肯定要比朱棣做得更大。
要在大汉这样一个封建社会提供开放的知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好消息在于这些事情也许用不了他去管。
因为光今年修缮清点工作才开了个头，仅仅简单预估了一下，光初步的清点、分类、摘抄、誊录、研经等工作，可能要持续数年之久。
然后将来还得大量校准、勘验、选摘、印刷等，就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用了数年到十余年时间不等一样。
像这样的工作会用很久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也许陈暮在不在还不知道，只能说现在在做这项工作，未来算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吧。
目前民间科学发展还是比较活跃，在物理学、数学、化学都在迅猛推进，而与此同时，今年年初，大汉朝廷正式启用了公元纪年。
从前些年开始，朝中大臣对于刘备年号问题有过上书建议，询问刘备是否要进行改元。
因为汉武帝到现在，自从年号创立，皇帝频繁更换年号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刘备得到上书之后，便询问陈暮，要不要改元？
这件事让陈暮想起来，必须要进行规制。
一是得确定一皇帝一年号制度，这样方便百姓和百官记事。
二是要确定公元纪年，让历史更加清晰。
前者好说。
刘备听闻以后最好确定一个年号一个皇帝制度，以此方便天下黎民百姓，便同意了陈暮的请求。
如此刘备在后世历史上，也被称为章武大帝。
而后者就比较麻烦。
因为确定公元纪年远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陈暮与算圣刘洪和他的学生徐岳一起多次研究历法，重新改良完善“乾象历”，试图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年份。
但可惜的是刘洪年岁已高，在去年春天病逝，使得这件事一直拖着。
到今年年初才终于完善下来，于年中总算是颁布了新的历法，确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以及二十四小时和闰年等新概念。
历法当然还是农历，这毕竟是华夏几千年文明以来的智慧结晶，像二十四节气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公元纪年如何确定，就是几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们要头痛的问题。
这跟算法无关，跟历史有关系。
后世西方的公元纪年，其实就是耶稣的生年为时间原点。
一战和二战由于西方掌握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迅速积累原始资本，成为了世界霸主，因此全世界的人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他们的公元纪年。
但现在。
世界霸主是大汉。
耶稣在陈暮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更别说拿他的生日做公元纪年。
所以就得重新划分公元纪年。
可时间节点到了大汉，先秦时期的很多古籍都已经遗失。
包括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记录，也都残缺不齐。
倒不是说历史有失就不能做公元纪年，而是你没办法确定书上记载的事情到底是哪一年的历史。
比如你把孔子出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可孔子出生日期他们都没法确定。
《左传》《春秋》《史记》《吕氏春秋》甚至《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里记载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的古籍说是鲁襄公二十年，有的说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还有的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而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孔子身上，其它还有很多例子。
而你要确定公元纪年，首先得确定这一年的具体时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但春秋战国时期时间记载都比较混乱，如果把公元纪年放在春秋战国乃至于夏商周时期，就有可能发生公元某某年的史料记载模糊或者残缺或者混乱的情况。
像你勉强把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诞辰定为公元一年，但这一年当中，同样也有大量时间差的事件，如有些典籍记载这个时候又有哪些人出生，国家之间发生了哪些战争，哪里出现了灾难等等。
可另外一些古籍上的记载又与之不符合，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出现了偏差。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是采纳这本典籍的说法，还是采纳那一本典籍的说法？
当时汉人有治经典的传统，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经》。沛国恒家，世传《尚书》。北海甄家，世传《公羊春秋》。河内司马家，世传《汉书》。
包括像关羽读《春秋》，其实就是专门研究一本书的意思。
各家各派都有传世典籍研究，你采纳了这家记载，另外一家就不满，学术研究恐怕会争论不休。
甚至你把孔子诞辰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估计都有其它儒家学派不满意。
所以确定公元纪年也不容易。
最后陈暮与多名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商讨之后，最终决定，把公元纪年，放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西方历公元前140年。
在建元元年之前，统称为公元前，建元元年之后，则正式成为公元1年。
之所以把汉武帝建元元年称为公元1年，有两个原因。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虽然比较模糊，但由于有《史记》和《汉书》，从战国后期到西汉的历史记载是非常清楚的。
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年国家的政策，哪一年有什么灾祸，基本都详细记录，有迹可循。
所以把公元放在战国后期以及西汉时候最好，不至于出现历史混乱的情况。
而公元前的事情记载可以模糊，由史家和学者自己评判，这样也就能让公元后的事情少了很多争议。
二是建元元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同时也是汉武帝刘彻登基的年份。
在刘彻创建年号之前，是没有年号存在的。
之前记录年份往往是看什么皇帝。
比如在汉武帝之前，汉景帝在位16年，每年的年号就是汉景帝一年到汉景帝十六年这样的顺序，跟之前说的襄公二十一年类似。
自汉武帝之后，就有了年号的存在，这样才更方便史家记录史料，同时也让百姓清楚今年是什么年代。
因此年号的创建意义很大，再加上汉武帝到东汉末年的历史记载详细，不会模糊史料。
所以综合种种，最终确定了公元纪年。
而如果把建元元年定为公元一年一世纪的话，那么到如今章武十一年，历史上建安十六年，西方公元历211年，换算到汉朝公元，便是公元351年。
自此华夏就有了明确的年份，至于公元前的记载，就得继续从古籍当中寻找答案，追溯历史，找寻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但这却是朝廷必须要做的事情。即便是没有找到真相，也要编出一套说辞出来，给予华夏百姓归属感。
但不管怎么说，混乱的历史资料和古籍文档正在修复。
混乱的年份记载和年号制度都已经完善。
如此在章武十一年，刘备正式宣布今年是大汉公元351年，从此历法、时间、历史记录方式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