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日本之后，中国也确定了“联英抗俄”的外交战略，李经述在海军建设方面提出了“中国海权”的战略，他召集段祺瑞、冯国璋、刘步蟾、邓世昌、黎元洪等海军高级将领开会，专题讨论中国的海权发展问题。
李经述正色道：“我们中国之所以有今日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全靠原来的北洋水师打造了一支亚洲一流的舰队，控制了东亚的海权。如果我预料得不错的话，今后十年，德皇威廉二世会以巨舰大炮来挑战英国海权，最终会导致英德巨炮战列舰竞赛，到时候两万吨的巨炮舰也会出现，海上大战不可避免，中国海军不能落后。”
段祺瑞一直在陆军，对海权不太了解，道：“中国是个内陆国家，自古以来重视陆军，我们现在也应该大力发展陆军，现在争世界海权，我不太理解。”
邓世昌说：“段总长这话我不同意，中国海洋贸易的兴盛，自唐朝就开始了。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船队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不能说中国古代不重视海权，只是当时没人提出海权的概念，现在总统提出中国海权，乃是中国之幸！”
李经述点点头，说：“确实，中国古代的海上贸易是很发达的。比如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描述过十三世纪的泉州，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泉州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泉州港口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欧洲人甚至将这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
明朝郑和还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下西洋，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明朝舰队还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东亚制海权，当时凡航行在东亚地区的船只，都必须花钱购买明朝的令旗，否则将被拦截，我们现在也不能落后啊。现在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保障。”
说完，李经述望了一眼海军总长刘步蟾，说：“子香，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海军现在的家底。”
刘步蟾点点头，站起来说：“中国海军现在有一万五千万吨的大汉级巨炮舰3艘，另外有3艘一万二千吨级的巨炮舰年底可以到天津港，万吨级的战列舰有4艘，七千吨级别的巡洋舰6艘，五千吨级的穹顶巡洋舰20艘，三千吨级别的战列舰24艘，也就是说，三千吨级以上的铁甲战舰共计60艘战舰，千吨以及千吨以下级别的军舰都已经退役，改为渔政船，交给海关部门。另外，有潜艇18艘。海军目前一共有三万多人。”
李经述笑了笑，说：“这么看来，中国的海军在世界上能挤进前五，德国刻意去造大批军舰，可以说是倾尽国力造舰，希望可以打造一支足以抗衡英国海军的舰队，这必然会失败。我们维护中国的海权，不要走德国人的老路，造太多军舰恐怕也不适合现在中国的国情，毕竟我们还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民生。”
海军中将黎元洪也曾到欧美各国考察，他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判断。打造庞大的舰队确实太费钱。虽然德国在短期内咬牙造了一批战舰，后续肯定跟不上的。”
李经述对黎元洪说：“宋卿，你说说看，中国要夺取亚洲的海权，可以采取什么战略。中国最好不要跟英国、德国搞造军舰竞赛。现在世界各国海权方面，有何最新动态？”
黎元洪回答说：“现在各国海军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提倡造潜艇，一种提倡造巡洋舰。法国海军主要作战思想是以造价低廉的鱼雷快艇作为核心力量，利用战列舰火炮普遍射速较慢的弱点，以数量庞大的“鱼雷海”淹没敌舰。美国的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教授则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而要完全夺得制海权，只有通过舰队决战。这一观点除法国外的各国海军界都颇受推崇。”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海军在崛起的过程中，一定要看起来很低调，英德造大军舰，我们不去搞竞赛。但我们中国海军也要大发展，要有自己的底线。整个亚洲地区，是我们中国的地盘，谁敢侵入中国这个既有势力范围的话，中国海军要毫不犹豫发起战争，向世界展示出了我们的利益是谁也不能动的。我们对法国、德国、荷兰的战争，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图。”
刘步蟾说：“大总统的意思，中国维护海权战略就是坚决保护中国在亚洲固有的利益的信号？”
“是的。”李经述点点头，说：“一方面，中国要升级军舰，未来再添置三到五艘万吨级以上的重炮战舰。另外，大力发展潜艇部队，在未来十年，我希望中国潜艇能达到一百艘以上，而且中国潜艇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造船业要有质的飞跃，能自己造出两万吨级的军舰，以备不时之需。中国要控制亚洲的海权，这也是出于中国海上国际贸易的需要。”
李经述提出的中国海权战略很快在国内得到了贯彻，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牢固。这时，在国内大政方针上，国会议员们就“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争论。当时国会议员的八百罗汉中，有一半是儒家的士坤，有三分之一已经是商人，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儒商。
主张“农业立国”代表是北京大学的大儒辜鸿铭教授，他是近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一生推崇中国文明，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辜鸿铭喜欢他老婆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小脚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他提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每个茶杯却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他甚至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辜鸿铭极力主张保持中华文明，还提出“自古以来，农业乃中国立国之本。”
而主张“工商立国”的，乃是农工总长张謇，以及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支持者众多！此时的洞庭山帮，已经在发展成为江浙财团，席家整合了江浙商帮并且一步步带到全国之顶端，其中以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富商最为有名，这个镇在太湖南岸，是接轨上海的东大门，水陆交通便捷，因为南浔盛产丝绸，号称湖丝，质量领先，所以出口也很有竞争力，当地出了很多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称。“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富豪，五十万至百万两白银家产者称为“牛”，三十万至五十万两白银家产者称为“狗”。李经述上台后，盛宣怀的内阁政府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一时期，南浔“四象八牛”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土丝业外，他们向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航运业、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如顾家的顾敬斋在继续经营顾丰盛丝行同时，1896年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1902年顾敬斋又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
辜鸿铭和张謇等人在国会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又很重要，全国的报纸都加入了讨论，最后容闳不得不请李经述出面，李经述亲自进到了国会议事厅，咳嗽一声，堂中顿时静寂下来，七百多名到会的议员都等着李经述的发言。
李经述深思熟虑之后，说：“太史公曾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们这些士绅议员，都喜欢做君子，羞于言利，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放在太平盛世，也就罢了，不言利、不争利也无妨，顶多国家穷一点。可眼下什么世道？泰西列强横行，贫弱之国沦为富强之国的殖民地，弱肉强食。在这等世道中，咱们能不言利？咱们能不争利吗？而这工商之利大于农耕之利是有目共睹的。早在三十年前，家父李鸿章就已意识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他曾说过，‘国人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容闳议长在美利坚多年，他应该知道，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总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就争论过，结果诸位看看今日奉行工商立国之美利坚，哪个国家还敢欺负？恐怕将来，连英吉利都会不如美利坚。”
辜鸿铭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说：“提倡工商立国，怕就怕官府和奸商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历朝历代，莫不如此。而官商勾结必然会祸国殃民！眼下的中国，凡是能把事业做大的商人，谁和官府没有勾结？谁没有花钱买过官？”
李经述大笑，说：“辜议员你应该知道，大英帝国的议会里面，除了贵族议员就是商人或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政客，几乎没有谁替劳动人民说话的——劳动人民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他们不纳税或是纳税太少，因而在议会里面没有代表！中国的国会，好歹还有你们这些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大儒为老百姓说说话。我倒认为，官商勾结不是问题，问题是得有个规则，怎么勾结，怎么斗法，就在这个国会里，在台面上，正大光明地代表各方利益争斗！”
辜鸿铭说，那我今天就代表劳苦大众，来和这些奸商们说说理！”说完，辜鸿铭把一份材料让人递交给李经述。
李经述一看，是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是一些生丝厂的工人罢工的案例。经过七八年的高速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随着农业占用劳动力的减少，农民们大量涌入城市。所以资本家们的底牌非常硬，因为他们不愁招不到工人，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结果有些工人在别人的煽动下，进行暴力罢工，打砸工厂，有的还以工厂主是“吸血鬼”为由，抢夺他们的财产，而被当地巡警依法拘留。
辜鸿铭说：“生丝厂的工人们的要求绝对是合理的，他们无外乎希望得到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得到稍微洁净一点的饮食，不再和老鼠、蜈蚣们生活在同样潮湿、阴暗、拥挤的房间里。于是出现罢工，但这些奸商们，小部分略微让步，大部分工厂因为利润不够而关闭。”
李经述想了想，说：“关闭生丝厂，绝对是一种“双输”的结果！我并不了解生丝厂厂主所能获取的真实利润，但是我读过一点经济学方面的书，在商品社会下，任何资产价格都不会长期扭曲。如果开生丝厂的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那么或许一年之间就有许多新的生丝厂，有了生丝厂，工人们就不怕没有加薪的机会。我会将这个报告交给盛宣怀总理的内阁政府，责成生丝行业协会尽快拿出一个在保障工厂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加员工福利的方案。”
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江浙财团的议员们也感到十分欣慰，他们真担心李经述迁怒于他们，全盘答应工人的暴动，将他们的利益置于不顾。
李经述最后表态，“辜议员提的贫苦劳工的问题，我十分同情。但是，在工人、商人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三方均可接受切合点是最为重要的，可以通过工会和行业协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绝对不会允许工人去打砸抢所谓工厂主的财产。我们是法治社会，没有钱就去抢，这时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依法保障每个公民的私产！”
会场上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李经述说：“我们每个人，今后都不要看不起商人，商人逐利，是他们的本性，这也是正常的人性，只要不是强买强卖，就没有问题。你不喜欢，可以不购买他们的服务。我们要相信市场，只要能自由交换，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公平！我们中华民族，今后要工商立国，恢复商人应有的名誉！不能看不起商人，否则老百姓，就只能都受穷！”
最后，国会高票通过了“工商立国”的决议，国内工商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商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几乎家家从商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