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经述拜访鲁迅之后，鲁迅对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重新对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华帝国确立工商立国之后，中国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儒家的“三纲五常”被批判，加上现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链条断裂了。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代讲究“耕读传家”，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日益增大，旧的秩序在崩塌，亟需要新的文化。
鲁迅是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进入当时的教育部任职，当时已经做到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干部，李经述将鲁迅破格提拔为教育部的副总长，一下子升了三级，专门负责在全国革新思想，扬弃传统文化。
鲁迅升官之后，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他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很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话让当时的社会很震惊：“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京报》的文艺副刊上，鲁迅这时风头正劲，对热心传统文化的学者开炮，而且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起很多保守学者的不满，纷纷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革除鲁迅的公职。这事甚至闹到了教育总长严复那里，引起不小的风波。但因鲁迅是李经述总统钦点的教育部门副总长，加之严复认为鲁迅文章的观点，是在强调中国历史上民众没有人权，便没有在意。
鲁迅接着在《京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谈“西学东渐”的问题》，里面说：
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是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学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义，我们习惯于批判，认为这等同于我们所讲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图。这种认识就比较肤浅了，只看到“形”。实际上，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基础上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代表人物是边沁，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他明确系统地表达了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将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最终提出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学说。
可见，功利主义是理性的，我们用非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只会得到一些浅薄的结论。可惜的是，现在连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者的诘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诞。比如有些学者反对言论自由。常用的逻辑是：“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或者“你们的言论也是不自由的”。这样的逻辑好比邻居说你家姑娘丑，你反驳说，“没有绝对的丑”或者“你家的姑娘也丑”。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传统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关。我们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精神，对精神指导实践则做得不够。这直接导致实用主义的泛滥。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很危险的。比如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做后盾，法律就可能成为****的工具。现在，有些学者还抱有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在向我们学习，所以传统文化比现代文明优越”。抱着这种逻辑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学者有反思的传统。打个比喻，西方的学者是在反思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却躲在阴暗里质疑阳光的价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阳光下去，这就有点可笑了。
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都是一样的。
这个社会已经被贴上太多的标签：道德感崩塌，价值观沦丧，各种丑恶的行径横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随波逐流。很多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啦？那么你不妨先问问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道德感、价值观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社会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观点多元化了。这个社会不是价值观沦丧。而是个人价值观多元化了。把“混乱”换一个词，叫做多元化。
对每一个思考者来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方与西化的交流，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产生着碰撞的火花。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意味着个体的自由。严格意义来讲，所谓的社会道德，社会价值观，都是个人道德，个体价值观的衍生，是“意识构建的产物”。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个人的领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记住，自由意味着责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着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你自己的个人价值，就是实现社会价值。对你自己尽责，也就是担负起社会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个人领域，社会怎样，其实跟你没关系。你依然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选择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你选择毁灭也好，沉沦也罢，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会拿来当借口。
当然，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的尺度，诚信、礼义廉耻等。所以，在这个社会，坚守底线，每一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把人这个大写的字立起来，也就足够。独裁者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恰恰是因为泯灭了人性。当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借口，当别人做什么都以为是怀有卑劣的目的，这样的人，其实已经没有道德底线，已经泯灭了人性。
有些老人，喜欢跟年轻人讲传统道德。其实这就更没必要了。一般来讲，皓首苍颜的老头子，跟在篮球、足球场上发泄荷尔蒙的年轻人讲传统道德，这跟一个性无能的人，劝说青年人禁欲的效果会差不多。人老了，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明白年轻人在想什么，可以装装满清贵族，提提鸟笼，溜达公园，做个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何必倚老卖老，卖弄自己的无知，不讲人性，谈何道德，这何止是反智，简直辱智。不过，年轻人也不必失望，多点时间和耐心等，等那批变老的坏人死光了，这世界会不会好点？要声明一下，这句话，不是我的首创，典出《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鲁迅的这篇文章，公然为“功利主义”正名，强调个体的责任，很多老家伙气得直跳脚。北大教授辜鸿铭看到此文章，写文章骂鲁迅“误人子弟”，到处说鲁迅“这个人刻薄寡恩，崇洋媚外，年轻气盛，自负狂傲”，竟然跑到教育部跟鲁迅约架。
严复的思想比较开放，而且还是碍于李经述总统的面子，只约谈了一下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他觉得自己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对人们的非议不以为然，随即在《京报》上发表了第三篇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为金钱正名》：
中国人受了多年传统教育，形成刻板观念：“金钱是万恶之源”，所以跟钱有关的活动就都是“阴谋”，那么不含任何“社会劳动”的“金融活动”就肯定是“万恶的资本家”的“惊天大阴谋”。这对那些没有经济常识的人来讲，的确是“醍醐灌顶”。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个儒家道德思想下偏执的“怪胎”。依我之见，“没钱才是万恶之源”。
现当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金钱有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金钱。世界上每一次的“恶”，都跟金钱有关，但这是否意味着金钱就是万恶之源？在我看来。恰恰没钱才是万恶之源！世界上的违法犯罪，多是为了一个“利”字，穷根究底，就是因为没钱或者缺钱。
人人道德上谴责金钱，在行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这是为什么呢？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传统思维。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激烈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对“逐利”的态度不一样。
儒家强调金钱的罪恶，很多时候不承认人的*的合理性，强调“诛心之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个前提，那就是“正心”，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心正”，强调的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传统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受正统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无法发展壮大的原因。到了现在，还有无知的人提出“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只愿发展“国家资本”。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其核心就是“价值规律”。金钱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尺度。商人如果靠诚实劳动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在道德上，商人并不比子曾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的君子低一等。英国大哲学家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在经济上，每个人“逐利”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讲道德的。只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跟儒家尊崇的那种“内心”的道德不一样。市场经济是要靠契约精神，也就是诚信为基础的：诚信靠契约来保障，诚信有契约来保障。这是很多国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其优越性的地方。说到底，金钱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支付媒介。金钱是万恶之源，只不过是把人性恶的一面转移到金钱身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原罪”的概念，只好把“万恶”强加到金钱的身上。我们说的“物欲横流”，实际上是“人欲横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是个好东西，它“童叟无欺”，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公正”，这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要高尚得多。
熟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鲁迅却写出了这三篇文章，比烈火更加撩人，观点更是石破天惊，不被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理解，到教育总长严复那里告状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到教育部门口堵门，要求教育部解除鲁迅的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