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景先的身体逐渐恢复中，苏洵也放心了，近来妻子程氏来信询问，程氏还有孕在身，将近产期，苏洵索性拜托姬长卿帮忙照顾，他且先行回去告知妻子情况。
姬长卿向苏洵表达收苏景先为徒的想法，苏洵也极为爽快的同意了。
趁着苏洵还未离开前，姬长卿举办了收徒仪式，苏洵亲自见证后，匆匆忙忙便返回了眉山。
景佑元年，夏五月，吕夷简被罢相，大宋官家赵祯任李迪为相。
年初时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赵祯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赵祯，赵祯不耐烦的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宫。
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赵祯后来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诏，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赵祯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赵祯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终都是后妃制度的受害者。
赵祯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赵祯都亲自批览，以致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但一年以后，赵祯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佑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佑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其余的精力，赵祯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赵祯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里委婉的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赵祯“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赵祯怒不可遏，以言宫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佑二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惶惶四百十九册。他得意的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袒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己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赵祯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但任枢密使。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担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疏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赵祯，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赵祯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赵祯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赵祯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碑”，界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赵祯，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明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赵祯，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赵祯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赵祯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赵祯问夷简，他就与王曾在赵祯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赵祯面前争吵个不停。
景佑三年，姬长卿着《秦强论》，在文中列举“秦之所以强六国者，盖因秦文用贤用能，不耻出身，不问品行，用才用能以图强国。六国倍出贤才，然不能举才，惠文王失卫鞅、楚王失张仪，而秦得之，以厚礼公卿侍之，故秦强之！”
秦偏居一隅，地处蛮荒，历代秦君以奋强秦国，东出为目标，因此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出身，也不在乎他们品德，只要能强大秦国，这才是到了秦昭襄王时，六国弱，而秦国强，六国以贿赂秦国，而以求自保。
《秦强论》在士林之中，广为流传，甚至苏洵也做一篇《六国论》附和。
两篇文章一出，那些认为，大宋与辽国签订合约，送岁币保太平，是“高智商”的聪明做法，也一时间不敢再露头。
大宋的士大夫中，有人说北宋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只相当于北宋收入的一小部分，却能换来长期的和平，实在是太划算了。
可苏洵、姬长卿皆认为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且不说契丹人贪婪根本就无法满足，更何况眼下朝廷的财政收入并不宽裕，钱虽不少，但都用在了养官和养兵上，所谓“三冗”。
其次，朝廷能和辽国保持多年和平，不是因为岁币的原因，而是因为辽国内部也有许多问题，他们自身内部势力正在腐朽，战力也在不断衰弱，到了后期甚至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
第三，朝廷送岁币带来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经济损失，这就好比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就是个花钱买太平的软弱的角色，这样的朝廷毫无疑问正在失去了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