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谕和讲堂先生们每译完一篇文章，便交给谭良栋、卢象升、胡振江、余生四人，他们四人负责校阅、断句，然后再由吕梁营自己学堂的先生们排版、抄写，最后定完稿后再交由活字印刷局，进行刊印。
享受过后世便利的电脑排版、打印的谭良栋，对人工进行排版、校阅、抄写的艰辛有了很深刻的理解，难怪书籍的价格居高不下，就这工作量成本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半个月后，徐光启的书全部被译作白话文，并且在书中用上了标点符号，剩下的就交给活字印刷局。参与译作的教谕和讲堂先生们也获得了一份报酬，双方可谓是皆大欢喜。
“总算是完成了。”谭良栋松了口气，连续不停地盯着书看，感觉眼睛都不行了。
胡振江和余生在完成断句后就直接离开了，离开了小半个月，手头积压了不少的事。
卢象升也松了口气，以往买书的时候不觉得编书人的辛苦，自己亲身参与了才能真正体会到。
“算算时间，任命文书应该快到了。”
“带多少人去合适？”
“三百人足矣。”
“好。”新兵营已经组建，这次去永宁府城，谭良栋带上亲卫队和新兵营的人也就够了。
天启四年五月，永宁知府的任命文书下来，吏部文选司的主事带着任命文书到达永宁州城。
知府衙门内，前任知府亲自出面接待了文选司的主事，他马上就卸任，人走茶凉，为了能走得顺利，前任知府不敢怠慢文选司的主事。
能被派到地方上办事的都是玲珑剔透之人（情商高），文选司主事在进了知府衙门后，就发现气氛很不对，老知府太过殷勤，新知府迟迟不露面，紧接着发生的事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原本在卢象升离开后，强撑着坐到晚上的举人秀才们撤了回去，但不知是谁把文选司主事到来的消息传了出去，文选司主事前脚进衙门，举人秀才们后脚就坐到了衙门前。
这次他们搞的场面更大，不仅把一家老小都拉来，还专门花钱雇人在衙门外面哭嚎，被吸引过来的百姓比上次更多。
文选司主事被搞混了，问道：“老大人，外面这是怎么回事？”
前任知府虽然痛恨卢象升，但新旧知府交接，卢象升又不是善茬，简略的回道：“一些士子被人鼓动，在外头闹事。”
“士子。”本欲出衙门外查看一下情况的主事立刻又坐了回去，大明两百年来闹事的士子太多，一般地方官府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文选司主事觉得自己太倒霉，出来一趟就碰到这样的事。
“卢知府去哪了？”
“他还没到。”
“那就只能再等会了。”
文选司主事拿出了任命文书，这东西就是走一个流程，但现在看来，卢象升这位新任知府面临的麻烦事不少，但没有交接文书，他也不好回去复命，只能慢慢等着。
永宁州城，守城的兵丁正在懒洋洋的打哈欠，突然地面传来震动声，“怎么回事？”
“有人过来了，快快，关城门！”
城门刚刚关上，城下就过来一支马队，为首之人正是谭良栋和卢象升，后面还跟着一队人。
城墙上有眼尖的，看到了卢象升，道：“那不是新任知府吗？怎么带这么多人？”
卢象升看到守城官兵关了城门，气得甩了甩马鞭，大声道：“我是新任知府卢象升，城楼上的赶紧开门！”
谭良栋也高声道：“我是吕梁营千户谭良栋，开门！”
后面跟着的士兵同时跟着喝道：“开门！”
卢象升多次进出永宁州城，守城兵丁都认识，谭良栋虽未见过，但吕梁营人们也都听过，守城兵丁一面派人到知府衙门，一面打开了城门。
“吱呀”一声，城门被打开，卢象升和谭良栋带着人鱼贯而入，直扑知府衙门。
马队的速度太快，守城兵丁还没到知府衙门，谭良栋和卢象升二人就到了知府衙门前。
骑兵在行进过程中会让地面产生震动，围在衙门外看热闹的老百姓在地面震动时感觉情况不妙，纷纷给行进中的骑兵让开道路，就连那些收钱过来给举人秀才们摇旗呐喊的也都躲在一边。
卢象升下了马以后，冷冷地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举人秀才们，直接走进知府衙门。谭良栋坐在马上，指挥人把知府衙门给包围了。
“卢知府，这是你的任命文书。”卢象升杀气腾腾的走进衙门，文选司主事感觉到事情不对，急忙拿出任命文书，尽快完成交接，离开这是非之地。
在交接文书上盖了知府官印，文选司主事收起交接文书，道：“卢知府，文书交接完毕，那我就告辞了。”
“慢！”卢象升对着前知府、同知、通判和满堂衙役，道：“从现在开始，永宁州城戒严！所有人一日之内都不得出城！”
“齐主事，叨扰了。”
“没事没事，卢知府忙的是大事。”文选司主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果然传言没错，这位卢知府和地方上的吕梁营关系不简单，难怪赵南星和魏忠贤会重视。
堂上所有人都惊呆了，戒严，就是在流寇流匪肆虐的时候永宁州城都没戒严过。
通判站出来道：“卢知府，戒严，是不是太过了？”
“哼，过吗？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两年来永宁州是什么样，为什么成那样，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好不容易稳定下去，有些人又跳出来闹事。”
“既然选择当敌人，那就要有做敌人的觉悟！”
通判退了下去，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卢象升不是那种传统的文官，是一个有着地方军头支持的带兵文臣，而卢象升本人做事也带着武人的风格，干净利索，非地方官员的那种推诿扯皮。
衙门外，谭良栋带着玩味的眼神看着坐在衙门前的举人秀才们，那打在最前头的“还我土地”的横幅十分亮眼。不论哪个朝代都是这样，掌握了话语权的所谓社会公知，是最没有底线的，特别是晚明的士大夫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