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言解
作者：【唐】韩愈
火泄于密，而为用且大，能不违于道，可燔可炙，可熔可甄[1]，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为灾矣。水发于深，而为用且远，能不违于道，可浮可载，可饮可灌，以济乎生物；及其导而不防，反为患矣。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
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于灰烬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2]于波涛矣；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
注释：
[1]甄（zhēn真）：制陶器的转轮，这里指制陶。[2]仆（pu扑）：向前跌倒。
赏析：
在封建等级极严格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言祸时时发生；而当封建等级制条件下政治腐败的情况严重时，言祸尤为酷烈。中唐之世，弊政丛生，因言而得祸者屡见不鲜。白居易因言事而贬谪江州，造成后半生不愉快。韩愈一生，两次因言致祸，一贬阳山，一贬潮阳。刘禹锡作《口兵戒》，痛言“可以多食，勿以多言”。韩愈的《择言解》以水火为喻，说明言之为祸，甚于水火，既通俗生动，又深刻警辟。
文章一开始，以水、火为喻，说“火泄于密”“水发于深”，只要不违其道，可以有利有济于生物。欲言其害，先言其利。“火泄于密”是作者观察，燃烧火焰，火苗向外奔窜，是由“密”向“疏”泄。火的用途，可烧，可烤，可熔炼，可制陶；水的用途，可浮物，可载舟，可饮用，可灌溉。两者的条件都是“不违于道”。文章的本体是言，言与水、火一样，也有自己的用途，可教化，可命令，可劝告，可教训，条件也是“不违于道”。但是，细加品味，水、火之“不违于道”和言之“不违于道”，两个“道”的概念却不属于同一范畴。水火之“道”是自然规律，言之“道”是社会政治伦理。韩愈将水、火之自然规律与人言之社会政治伦理标准视同一律，说明“道”的二重性。这对我们把握韩愈思想的准确性是有帮助的。就行文而言，其利相同，其害相似，是作者构思所在。因此，火“放而不禁”，则为灾；水“导而不防”，则为患；言“纵而不慎”，则为祸。至此，将火、水、言三者之利害相通，寻求了共同点，放在构思的同一平面上，为下文的火、水与言的不同点奠定了转捩的基础。
火为我灾，有水可伏；水为我患，有土可遏。第二段开头六句承接第一段而来。这种似承而实转的文气，贯串平和，如水行平地，行其所当行。至“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才风云突变，形成一个大捩折——“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言而致祸，却无以为救，与火、水为灾为患大异。这个大捩折，告诉人们一个客观事实：言祸甚于水火之灾患！令人感兴味的是，说到紧要处，韩愈以“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两句结束全文，可谓戛然而止，止于不可不止。
何以为言？这还得从第一段中三句“不违于道”的“道”字说起。韩愈一生重道，他的“道”，实际上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韩愈一贯以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是维护封建等级社会结构的黏合剂。上文的三个“道”虽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作为客观真理却是一致的，故而连用。而第二段中的“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其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亦皆属“不违其道”。何以至“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而不能以“不违其道”的方式解祸呢？盖中唐弊政多端，上下其乱，社会政治伦理大坏，其道不行，其道不存，讳忌繁多，言祸时见，故避而不用，反而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搪塞。此“知理者”实际上是媚众随俗、屈从腐败之徒。其讽谕之意，溢于言表。这种方式以正面的语气表示相反的真意，用的是《老子》“正言若反”的笔法。因此，韩愈的《择言解》，言虽浅而意蕴却深。